两个历史落差

Posted 2022-12-24 科学

篇首语：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两个历史落差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两个历史落差

简述两个历史落差的转换,要详细的

我国唯一的两个皇帝合葬在一起的是唐高宗跟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政女皇，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同时又是对唐文化发展极有贡献的诗文兼长的文学家，堪称女才子。

武则天被唐太宗选召入宫时年仅14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驾崩，高宗接位。

高宗母亲长孙氏是北鲜卑族拓跋氏之女。鲜卑族保留了父子可妻其后母的收继婚制。高宗便为此由将武媚娘接回宫中，封为昭仪，深受高宗宠幸。

永徽六年（655），被立位皇后。

武则天位居皇太后，亲朝称制。第二年废中宗立睿宗。690年，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废睿宗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政的女皇。

武则天在位期间共使用了17个年号，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

武则天后谥则天皇后，葬于乾陵，并于高宗葬在一起，这座墓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两个皇帝的合葬墓。

陵墓前有无字碑。无字碑乃纪念武后之碑。

据说武后曾遗言，墓碑不立文字，功过由后人评说。但历经一千二百多年之后，墓碑已被后人刻满。

历来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字碑却又是一大独创。

武则天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也可称为大家。作为帝王，她对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是谁以否定的

湖北历史落差最大的两个城市,你认为未来谁会重新崛起

个人认为湖北落差最大的两个城市是荆州和黄石。

荆州，历史悠久，荆州最繁华的时候，武汉宜昌都还没什么名气。但是现在，武汉宜昌的经济发展已经把荆州甩得太远了。

至于黄石，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发展势头很猛，主要是发展重工业。曾经一度排到湖北省第二名，仅次于武汉，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老二。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再加上自身矿业资源的衰竭，近年来也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要说谁会重新崛起，我个人认为是黄石。首先黄石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靠近省会武汉。其次就是黄石的经济转型方向把握的比较准，在未来，文化产业是发展的重心，而黄石也已经基于近代的工业基础开始搞工业遗址旅游了。现在在黄石陆续建成的国家矿山公园，华新水泥厂遗址等等。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李约瑟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难题介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00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难题表述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李约瑟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问题提出的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发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