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皇帝杨坚的反腐制度竟然才是最严格的！

Posted 2023-03-01 杨坚

篇首语：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完美皇帝杨坚的反腐制度竟然才是最严格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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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皇帝杨坚的反腐制度竟然才是最严格的！

自古帝王有英明者也有荒唐者，要做到完美实在难，隋唐时期是世界公认的强盛的时期，尤其是隋朝时期，隋朝打下的疆土甚至到了唐朝最强盛的时期都没能完全控制，可见隋朝真正是有多恐怖。隋朝建立者杨坚可以被称为完美皇帝，因为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基本没污点，《隋书》中对他的评价是“深思治术”，杨坚性格沉稳内敛，治国有道。

从他这里开始开创了三省六部制、开皇律、科举制等，这些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唐朝的官员制度、经济文化制度简直就是直接照搬隋朝的，开皇律打破了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想法，并且让酒这种饮品成为了百姓都可能随便喝到。科举制度就更加不用说了，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可以不夸张的说整个世界都在用这个制度。

科举制度对于古代最为积极的意义就是摒弃了出身的贵贱，不限门第，唯才是举，致使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拔最大的弊端得以被废弃。

而以试取第，体现很大程度的公平性，其实这么做杨坚就是他知道了前面各朝代的亡国大都是官员腐败，朝政混乱，科举制度可以在选拔官员的起点上杜绝一部分。

但是杨坚反腐的决心非常大，他不仅从官员的源头上去治理腐败，而且对官员的日常管理也非常严格。根据《隋书》的记载，隋文帝杨坚让亲信“密查百官”，一旦发现贪腐行为就严惩不贷。

据载曾一次罢免河北五十二州贪官污吏两百名。并且他的反腐手段还用上了钓鱼的方法，他先派人去贿赂那些有可能那些腐败的官员，接着一旦受贿成功，那么等待那个官员的只有人头落地，因此当时的很多大官都因为受贿而被杀头。

就这样的铁血反腐直接就让那些想着贪污的再也没有想法了，如此一来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禁绝。

隋文帝杨坚还是个体察民情且身体力行的好皇帝，他对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重视，常常带头与老百姓同吃苦。他甚至自己在大荒之年自己假扮难民带着难民去逃难，据载他还做这个事做过两次。

在这位完美皇帝的努力下，隋朝有一个无比强大的盛世——开皇之治。要知道开皇盛世可比我们大部分人只知道的贞观之治强盛的多，隋文帝杨坚绝对有能力称为千古一帝。

朱元璋为反腐竟然允许民间百姓拿获害民官吏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做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传统王朝中最具“特点”和“个性”的，当属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像以下一些就是值得说说的：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等于皇帝的超级耳目。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但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会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朱元璋在此之前，他颁布的“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所以，他下令，对“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允许民间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城去向皇权讨个说法，辨清是非曲直，而且谁也不准截访和阻挡，否则“其家族诛”。

官吏下乡常常扰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许官吏下乡，这样一条法令当然是荒唐的。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着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就有激烈的抨击，他说，官员不下乡，则其对辖区内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必然懵懂无知，如何行政？不许官吏下乡，那些喜欢偷懒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乐得以此为借口优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员却被活生生束缚了手脚，简直是因噎废食！

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像，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官员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即使朱元璋下令不许截访，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并未结出很好的果实。按照史籍记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如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李添奇被斩趾，又有河北某县主簿汪铎等人“设计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绑缚赴京”，汪铎被处死。可以看出，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罢了，由此也可证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

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的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几乎是一定的。不过，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众力量来监督和惩治贪官污吏，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只要想想传统社会官威积重难返的现实，那么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制度中蕴含着的深长的意义。只是这点制度突破的星火，限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