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最早引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Posted 2022-12-24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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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最早引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却不是首先来自于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

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专制落后，中国留俄学生为数不多。

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仇视苏维埃政权，视社会主义思想为“过激主义”，防范甚严，冒险前往苏俄者依然很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两条渠道：一由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传入；一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直接传入。

留日、留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回了中国。

“社会主义”

一词

从日语中引进

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国内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粗浅，支离破碎，同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注意，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

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批有志的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决心到国外去追求新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

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吸引中国许多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

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

此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

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

“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

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

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

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

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

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

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

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

李大钊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只两年多时间。

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

李大钊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发表论文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说明他在留日期间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

10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新认识。

一些学者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写成的。

他不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自己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此外，李大钊于19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

补白

李大钊

第一学年

成绩为“丙”

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人进入了政治经济科，学号第84。

学籍表上，这位学生的学籍表登记的出生年月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六月”。

不过他的出生年月应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何故，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将自己的年龄少写了两岁。

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算轻松，据当年的《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第一学年中，李大钊必修课达到11门，还包括哲学、明治史和第二外语等选修课。

与许多留日学生相同，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便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纪念录》等工作，让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并非十分理想。

据《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分别为：国家学原理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学原理85分、经济学原理65分、近代政治史70分、民法要论60分、刑法要论55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87分、英文练习66分、论文56分。

总计766分，平均66.90分，名次第40，评定为丙。

第二学年（1915至1916年），李大钊再次选了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

不过反袁斗争的风暴，让李大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在第二学年刚刚进行了4个月后，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校方除名。

本报记者吴楠 J210

三李带回“马克思”

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14岁赴日修学14年——

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李汉俊14岁时就随其兄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读完中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8年1月回国。

从中学到大学，李汉俊在日本读书长达14年。

大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建立了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掌握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

回上海时，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翻译和撰述。

他是《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曾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

李汉俊一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一面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0年5月，李汉俊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

还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长篇文章，深刻批评了张东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

这是我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译著。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被公认为党内出类拔萃的理论精英。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是少数派，他的主张受到张国焘等人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汉俊，信中检讨过去对李汉俊“不公正”：“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

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信中希望李汉俊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能以多种方式帮助党进行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前锋》月刊；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

马林在回国前，还希望能见到李汉俊。

其实，就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已于1923年5月自动地脱离了共产党。

马林不无遗憾地说：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党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

补白

留日生为何“弃武从文”

弃“数”从文的李汉俊，弃理从文的李达，再加上弃医从文的鲁迅，为何有如此多的先驱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留学目的而“弃武从文”？

20世纪初，留日潮刚刚兴起时，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虽然学习范围涉及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但面对民族危机，更多的学生还是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

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再加上社会动荡下，能够承担长时间留学的学生不多，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便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而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只占少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留日学生将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创办刊物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一股风气，据专家考证，仅是留学生在日期间创办的各种刊物，便有七八十种，其中以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为多，而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刊物则很少。

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考证，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的前三年，可考的379名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李、鲁迅等人作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

本报记者吴楠J210

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

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主义——

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

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攻读理科，希望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休养近3年。

1918年重返日本后，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一年多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法文、英文，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文报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五四”时期，在日本为国内报刊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留日期间，翻译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1918年至1920年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

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1921年5月撰写长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补白

谁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

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英文书由胡贻卜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是我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上刊登《大同学》一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3章的节译。

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

不过，这些毕竟是翻译外国人的著作。

而国人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马君武等人著书立说，都曾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马恩的一些言论。

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马君武1903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

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培等在一些刊物上，也介绍过马恩及他们的学说。

然而，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也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带有不少错误和曲解。

他们的本意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