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清华大学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有什么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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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清华大学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有什么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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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清华的渊源,最重要的纽带就是清华“永远的校长”[1]梅贻琦梅校长。
梅贻琦校长于1909年第一批考入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庚款留美,1915年学成归国返回清华服务,1931年起任校长,1948年12月携“庚子退款”清华基金离开北平赴美,1955年到台湾以庚子退款开始建立新竹清华大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即使你未曾听过梅校长,多半也听过这句他于1931年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所说的话。
梅校长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
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然原为留美预备学校而非大学,1925年设立大学部时仅有9名教授,梅贻琦1926年出任教务长后,将最大精力集中在聘请名师上。
在1927年梅贻琦发表的《清华发展计划》中,他强调“行政各部分现发展到相当地步,将来可不再扩充;现在要竭力发展的就是教学部分——多聘好教员”[2]。
到1931年,全校教师已达159人,其中教授73人。
梅贻琦主持建立了大学部最初的11个学系[3],并积极推动了著名的“国学研究院”的建设、于1926年起兼任院长[4]。
各位看过“史上最牛毕业证书”,其时教务长就是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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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师1931年起正式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始终坚持学术自由与聘请名师,带领清华逐步发展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大学。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
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力学主张。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荟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
有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5]
八年抗战期间,梅校长作为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主持校务。
联大创立不久,他便按照战前清华的模式,建立了联大教授委员会和校务会议组织,实际保证了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
西南联大涌现出的诸多英杰,在此不多提。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自复员。
跋涉北上、重整校务、重建校园,诸多辛苦不提。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梅校长却离开了北平,经南京、上海,辗转广州、香港、巴黎,于1950年春到纽约。
随梅校长一起走的,是“庚子退款”、即清华的创校基金。
庚子赔款来自清政府赔给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其中对美国的赔款有部分退换于中国,用于建立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
这笔基金一直用于清华的建设,其使用需经清华校长许可。
据当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教授回忆,梅离校的那天,二人曾在校门口相遇,吴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
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们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6]
梅校长在离开大陆前收到了校内师生及解放区校友的热情挽留,离开大陆后,也不断地受到大陆新政权的婉转的但不乏热情的召唤。
在国外期间,却曾有许多回归的机会。
据吴泽霖教授回忆,北京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医院礼堂向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们一次讲话时曾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7]
梅校长虽人在美国,但心里一直记挂清华。
据1950年回到清华经济系任教的萧家魁先生的文章说,“在1950年1月底,我离美返国之前不久,梅先生托人把他写给清华的亲笔信给我,要我代归转交。
心中大意说,如果清华需要国外的图书仪器,他可以设法购寄。”。
[8]
梅校长在美国选择了观望,而最后没有回去。
为什么呢?引用《最后的大师》中的一段,各位自己体会一下:
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留下)主长清华。
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那一套理论共存?中共接收清华之后,即有改造清华之计,联大三校各自复员,(其他两校均得到)大事扩充。
……唯我清华被削减为工业专科大学。
……清华的菁华——文、理、法、三个学院,完全归并入北大。
名教授叶企孙、冯友兰、陈岱孙、周培源等多人皆由清华园迁移到前燕京大学校园。
清华大学不但不(再)是个全科综合性大学,清华园内整个的学术气氛完全改观了!
-------------------------------------------------下面终于说道重点了-------------------------------------------------
195X年,想想中国都发生了些什么,清华又在1950~1952年间被削减为工科专业大学,清华的菁华——文、理、法三个学院被并入北京大学。
可以想见梅校长对返回北京已渐渐不抱期望。
然而选择在台湾复校,没有证据显示是梅校长一开始就有的打算,更像是对北京彻底失望的无奈之后想到的新出路。
梅校长在美国时,一直守护着清华基金。
而国民党当局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
[7]据叶公超先生(当时叶似为台湾外交部长)忆述,当时,台湾当局曾提出许多理由,如“政府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国库”;“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洗雪国耻”等等。
幸亏有梅先生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地掌握着这比基金的参与管理权和签章使用权(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基金)。
叶还说:“在美国,我每次到纽约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
那时候确有些人对梅不太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外国。
我最初也是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
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远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计划他想了许久,初期他未跟任何人说。”
梅校长最初决定设立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为了选择合适的院址,梅校长跑遍了台湾全岛,反复勘察比较。
他认为台中、台南地区太远,交通不便;高雄学术机构太少,基隆亦觉得局促,都不是理想的建院之地。
后来选择新竹,因距台北近80公里,交通便利,且地势开阔,农田住户较少,便于日后开发。
为慎重起见,梅校长先后7次约同有关人士前往勘察,最终选址新竹。
[9]
1955年12月,“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梅校长安排好了新竹建筑事宜。
建筑工程费用由台湾政府承担,购买图书、仪器及延聘师资等费用从清华基金拨付。
安排好新竹的建筑事宜之后,梅校长即赴美接洽清华基金拨划,订购图书、设备,延聘教师等。
他四处奔走,殚精竭虑。
[10]
下面这张是我在新竹清华校史馆拍的梅校长于1956年3月20日写给前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的亲笔信,邀请李润章、袁家骝、吴健雄、李政道、杨振宁、朱汝瑾等商讨在台湾筹建清华研究所的问题,并希望邀请此七位及陈省身、任之恭、邓昌黎、李卓皓等为顾问。
注意信的地址是"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ffice in U.S.A"、会面的地点是美国纽约的“大上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
<img src=://pic3.zhimg/f14a8ade4fbef845d57cda6ace67e53a_b.jpg data-raw data-raw width=2448 data-original="://pic3.zhimg/f14a8ade4fbef845d57cda6ace67e53a_r.jpg">
梅校长复校,仍本其“大师论”的思想,一面抓设备,一面以更多精力礼聘师资。
购买图书、订购设备其实尚属容易,但聘请教师则极为困难。
已成名学者多有固定职位,而台湾岛内教授待遇较低。
赵赓飏写到“以先生之资望,平生接触海内外硕儒之广泛,清华、联大有成师生之众多,半年间直接访问与间接介绍者不下20位,竟未聘得专任教授一人。
尤以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生周长宁先生属其望回台任教清华,奈研究专题未完,不能即返;……差强人意者,先后聘得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3位世界知名大师来台短期讲学……”[10]
清华于1955年3月恢复学报,1956年1月起在台湾新竹清理基地、兴建第一批校舍;1956年初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
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完工,秋季开始上课,聘陈可忠(清华1920级校友)为教务长。
梅校长不辞辛苦致力于“再建”清华,却因劳成疾。
1962年,梅校长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校长自1909年第一批考入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1915年学成归国开始服务清华,到1962年病逝,他一生都与清华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清华的发展建设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对清华的情怀恰如他所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校长病逝后,新竹清华继任校长为陈可忠博士。
新竹清华的前5任校长,皆是北京清华校友,足见与北京清华的血脉传承。
除梅校长外,他们分别是:
陈可忠(1962-1969),清华学校1920级毕业,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阎振兴(1969-1970),国立清华大学1934级土木系毕业,1940年获荷华州立大学水利工程博士学位。
徐贤修(1970-1975),国立清华大学1935级算学系毕业,1948年获美国布朗大学数学博士。
张明哲(1975-1981),国立清华大学1935级化学工程系毕业,193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硕士。
【之前错写为4位,忽略了张明哲校长(1975-1981),2014/4/5更正】
------------------------------------------------其他------------------------------------------------
清华建校的“庚子退款”至今仍在拨付给新竹清华大学,每年7、8月时新竹清华会收到支票。
这笔基金的使用办法参考《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保管运用办法》[11]。
新竹清华校内有一个微缩版的二校门,系清华同学会1981年在清华建校70周年校庆时捐建的[12];二校门边的杜鹃花树是1923级校友、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手植的[13]。
考虑到北京清华的二校门毁于1966,在1991年才重建,所以似乎新竹清华的这个二校门模型反而历史更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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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清华的宿舍,继承自老清华皆以“斋”命名。
包括: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等。
来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还有一样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徽,校色,校歌,就不多提了。
----------------------------以下是2014/4/5更新-----------------------------
两岸有很多学校都有历史渊源,不过两岸清华的交流当是最紧密的。
虽然两岸有很多隔阂(尤其在政治上),但两岸清华的情谊却异常深厚。
引用两段话:
2012年北京清华校长陈吉宁履新,访问的第一所大学是新竹清华,陈校长曾说“北京清华校长的身份去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必须是北京清华的「兄弟校」”[14],所以他首先来到新竹清华。
2012年新竹清华冯达旋副校长在两岸清华法学论坛的演讲结束词[14]:
我希望
北京清华能「解放」新竹清华,
新竹清华能「反攻」北京清华。
我更希望能够在未來的将來可达到
贻琦主义,统一清华。
一校兩制,统一清华。
一个清华,各自表述。
2001年校庆日,新竹清华前校长沈君山访问北京清华参加90周年校庆,是两岸清华首次共庆校庆。
沈君山先生当时为两校合作题词:水木同源[12]。
2011年,两岸清华共庆100周年校庆,双方校长(顾秉林、陈力俊)互访、并互派了多个代表团互访,签订了双联学位的合作协议——两岸清华开始共同培养研究生,另制订了许多共同合作的研究方案。
两岸清华还有许多学术交流,一般是双方轮流举办,我所知道和Google到的有:
两岸清华大学学术研讨会,这个我老板参加过,似乎历史悠久,每年都举办一次,好像只有教授参加,但我搜不到太多新闻;
两岸清华法学论坛,2009年首届在北京举办,2012年第二届在新竹举办(在下参加过);
两岸清华化学系学术研讨会,2006年首届在北京举办,2011年新竹举办了第四届;
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2011年首届在北京举办,2013年在新竹举办了第四届;
两岸清华博士生学术论坛,2011年首届在北京举办;
两岸清华博士生创新与创业学术研讨会,自2009年开始举办,2013年已举办5届;
愿意Google的话还有不少,但很多都是各系所自发举办的,未必有很多新闻报道,我不一一列举了……
哦当然,还有两岸清华的交换学生——目测这个最深入最稳定的交流,每学期双方有10个名额吧,本科生研究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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