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二七塔的故事

Posted 2022-12-23 裕民

篇首语：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郑州二七塔的故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郑州二七塔的故事

8月12日，郑州闷热，高温37℃。

下午3点，二七广场人流不息。

二七塔前，一位身穿绿上衣的老人引起记者的注意。

他神情肃穆，立正、敬礼，然后以塔身为背景让人帮他拍照。

老人说他叫秦志国，72岁，来自山东沂蒙山区农村。

1986年10月，秦老先生曾来过郑州，头件事就是参观二七塔。

“我这是第二次来拜访二七塔，她在我心里神圣得很。”老先生说，听说现在二七塔正进行内部改造，无法登临，他有点遗憾。

每天，马裕民都会看到像秦老先生一样面对二七塔表达崇敬之情的人。

“有些老太太甚至把塔当成了灵性神物，跪地磕头，许愿祷告。”马裕民是二七塔管理处退休职工，他说这种情景让他们既无奈又感动。

人们对二七塔的情感皈依，体现在心动化为行动上。

“上中学时，我就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塔，但是，来看二七塔的心愿却让姐姐抢了先，这事叫我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郑州市民朱先生回忆，他老家在平顶山一个贫穷的山村，上世纪80年代初，姐姐辍学，打算去郑州学习裁剪。

为给姐姐交学费，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猪，换得200块钱。

临行前，父亲嘱咐女儿：“学不成技术就回来，但要替我看看二七塔。”姐姐在郑州待了几天，觉得不适应，于是挑了个晴朗日子跑到二七广场，在二七塔前拍了一张照片带回家。

照片上的姐姐满面笑容，身后的二七塔巍峨高耸。

父亲认真地把照片放进相框里，叮嘱家人“谁都不能动”。

“当时我又嫉妒又羡慕，闹着要去郑州看二七塔。

父亲不准，我哭了一整天。”朱先生说，姐姐的照片让他大受刺激，他把课本里介绍二七塔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到郑州登上二七塔。

几年后，姐姐出嫁，那张二七塔的照片当做嫁妆带走了。

坐落在郑州市二七广场上的二七塔，就这样接受着人们的膜拜和欣赏，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拥向郑州的各路客商、游客和普通民众。

“据粗略统计，每年登二七塔的人有200多万。”当过二七塔检票员的马裕民自豪地说。

二七塔曾让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经历了一次难忘而有趣的采访。

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制作《平安郑州》节目，录制现场邀请了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和市民代表。

为测评市民与市委书记之间的默契程度，撒贝宁在任何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请大家任意写下一个人名或地名，但要让所有人一看就知道是郑州。

结果揭晓后，市委书记和市民代表的答案完全一致，都是“二七纪念塔”。

事后，撒贝宁说“我服了”。

撒贝宁或许不知道，在河南老百姓心里，二七塔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塔的地位和作用几乎等同于他们天天离不了的油盐酱醋。

市委书记和市民答案的高度一致，可以理解为官方和民间对一座建筑的认可，高度趋同。

作为一个特殊印记，二七塔在郑州城市发展和民众心目中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和情感纠缠，让人感叹——

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二七塔就走在了传播郑州文化的最前沿，如中国人民邮政发行超过600万枚的“二七塔”邮票；2002~2003年，郑州印制的二七塔邮资封使用量高达1200万枚；众多商家以二七塔为品牌注册商标，“双塔牌”奶粉哺育了郑州一代人，“双塔牌”油漆曾“刷”进千家万户，还有“双塔牌”肥皂、白酒、啤酒，以二七塔为主打图案的“绿城牌”香烟等，一度让郑州人过着“双塔生活”；省会几乎所有财务人员都使用过以双塔为商标的“二七牌”复写纸；一家剧院的舞台背景是高耸的双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郑州党政机关对外寄出的贺年卡多为二七塔图案；以二七塔图案印制发行的粮票、布票、购物券、参观券、税务发票等20多种票证，如今已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古董”……

值得提及的是，二七塔也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

2005年，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和河南财经学院曾做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人在没来郑州前就知道二七塔，近73%的受访者认同二七塔是郑州的标志。

二七塔是发生在郑州的一场政治流血事件的纪念性产物，她的问世散发出耀眼光芒，直抵民众内心……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协会组织了一个100项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活动，河南入选两项，二七大罢工和焦裕禄事迹。”今年8月11日上午，在郑州市文化宫路一间画室里，年近古稀的老画家禹化兴正整理他多年来以二七塔为主题的画作。

“我毫不怀疑二七塔作为二七大罢工事件的一个重要载体，能入选这次国家级纪念项目。”他说。

1926年10月，郑州铁路局工会负责人汪胜友、司文德被军阀吴佩孚杀害，两人的头颅被悬挂在郑州当时的长春桥头，位置就在今天二七塔下。

1951年秋，郑州市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不久建起一座21米高的多面体木塔。

禹化兴透露，建木塔最初是为了宣传郑州举办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后来，木塔成为市民凭吊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的纪念性建筑。

1971年夏，木塔倒塌，郑州市即着手修建一座永久性纪念塔。

当年，郑州市革委会抽调全市10多名顶级高手组成美术组，设计新塔造型。

禹化兴成为其中一员。

“郑州市革委会主任王辉是建筑行家，新塔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修建的。”禹老说，新塔面向全省征集设计方案，收到80多份文稿，“我当时在省工人文化宫，负责新塔样式征集文稿展览。

老实说，80多个设计都不错，但没有让人心动的感觉。”他说，后来王辉提出“搞双塔造型”的建议，寓意纪念两位烈士。

“大家觉得创意不错，几个月后，基本接近现在二七塔形象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并且将塔高拔到了63米。”

1971年7月1日，一个飘着小雨的早晨，新二七塔的建设开始了，当时要求国庆节前必须竣工。

王辉每天都赶到二七广场督导建造，风雨无阻。

禹老透露，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从钢筋、琉璃瓦到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货，有的材料甚至是临时专为二七塔造出来的。

禹老说，负责塔体施工的是郑州市第一建筑公司，在他的印象里，当年的施工如同一次浩大的战役。

当年夏天，二七广场被封闭起来，所有车辆改道行驶，30部施工车辆昼夜不停，300多人的施工队伍轮流干活。

同年9月27日，新塔建设大会战顺利完工，一个城市经典就此落成。

当年10月1日，流光溢彩的二七塔开门迎宾，郑州市民欢欣鼓舞，万人空巷，排队登塔。

“那是当时郑州的第一高度啊，站在塔顶能一眼望到几十公里外的黄河。”马裕民如是描述当天的盛况：成千上万人聚集二七广场，造成上下塔的进口和出口全都堵死，只好调集解放军维持秩序，加强安全，“当天我们早上6点开门，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闭塔下班，5分钱一张的门票卖出去一万多张……” 2004年6月的一天，发生在二七塔的一幕，让马裕民感慨万千。

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来到二七塔，盯着检票员马裕民问：“你不认识我了？我年轻时经常来这里听东方红。”马裕民认出了老人，连忙替他买了张门票，陪他乘电梯升到塔顶。

当浑厚悠扬的乐曲在准点时响起，老人忍不住落泪了，说只有到二七塔，才能听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东方红”。

听二七塔钟声的老人是郑州铁路局一名退休工人。

在郑州，无数人对二七塔钟声怀有深厚情愫。

“当年，电信局特派7个职工控制钟声，声音是借助机械铜锤敲打钢条发出来的，特别好听。

如果塔上钟表走错了时间，马上就有市民打电话询问，弄得我们都很紧张。”马裕民说。

木塔建好那年，马裕民出生；新塔落成那年，马裕民调来工作。

“我好像生来就是为二七塔服务的。”老马说，1971年9月，他和31名符合“三好条件”（政治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相貌个头好）的知青同学从郑州五七农场选调到二七塔管理处，被分配到群工部，做售票、检票工作。

“很累，但也很充实。”马裕民讲了一件趣事，来二七塔头三个月，他们想请假洗个澡，领导不准，说“我来一年都没洗过澡，都给我忍着吧”。

和马裕民一同调到二七塔的杨冬菊、刘培珍如今也已退休，当年她俩在接待室工作。

刘培珍回忆，当时规定所有人统一穿着蓝白相间的工作服，天天学习“老三篇”，一周回家一次，严格执行婚恋“土政策”——男不满26岁、女不到24岁不能结婚。

“就这，我心里优越感老强，找对象还得我挑。

为啥？在这儿上班地位高呗！”杨冬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年，周总理的一次巡访，让杨冬菊、刘培珍终身难忘。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完洛阳龙门石窟，当晚回到郑州。

车队经过二七广场时，周恩来坐在车内听到上空飘来东方红乐曲，透过车窗纱看到二七塔，赞赏地说“这么好的建筑，为什么不宣传呢”。

“当时，我们准备了笔墨，想请周总理给二七塔题字，很遗憾，他太忙了，没有登塔。”刘培珍说。

1974年，解放军画报第二期封底率先登出二七塔大幅彩照。

从此，二七塔雄姿陆续出现在全国媒体，迅速向海内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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