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Posted 2022-12-23 半殖民地

篇首语：常识是事物可能性的尺度，由预见和经验组成。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

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

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

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

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

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

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

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

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

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

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

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

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

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

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

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

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

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

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

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

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

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

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

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

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

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

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

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

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

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

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

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

“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

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

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

’”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

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

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

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

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

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

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

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

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

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

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

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

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

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

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

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

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

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

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

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

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

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

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

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

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进入1939年后，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总结性的阐述。

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等问题时说：“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

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和集中地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的诸问题，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门论述“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指出：“自从一八四。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与近代民主革命的关系时说：“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940年初，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时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一八四。

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

总之，毛泽东向来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并对它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近二十年中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不断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

在他看来，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件事关革命大局的头等大事，千万不可忽视而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所确认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如果单从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许会觉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说明不同情况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则会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毕竟是经受过中国民主革命斗争检验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至今仍充满着辩证法活力的正确论断。

它并未褪色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