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历史

Posted 2022-12-23 人民性

篇首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秦始皇的历史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秦始皇的历史

怎样评价李斯？

李斯死后二年，大秦帝国也随之灭亡了。

然而，秦的灭亡却为后人留下一桩争论不休的公案：如何评价这个15年就灭亡了的短命帝国？一个虎视天下，横扫六合如卷席般的强大帝国，何以在其功成名就后不久就灰飞烟灭了？如何评价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是非如何摆？直到今天也是纷纷纭纭，没个定论。

在这里，我们不想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只想就秦帝国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李斯说几句话。

掩卷之后，我们不能不在脑际萦回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去看李斯这个人物？其人善耶？恶耶？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与评价一切事物一样，需要有个标准。

问题是这个标准怎么定？很多人说，这个标准一定要尽量的客观。

这似乎无可非议，但这种所谓的“客观标准”实际仅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已。

因为从古到今，标准都是人定的。

人既然可以制定它，自然也可以按人的意志和需要改动它，纯粹的客观性何在？一个秦始皇，骂他暴君的有其人，封他为革命家的也有其人，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

何以会出现如此咄咄怪事呢？这是因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种事实判断，从根本上说，它应是一种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普遍实用于对物理世界的评价，它要解决的仅是个真伪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事实判断出发去评价人物，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是存在的，李斯也确有其人，他们做过的事也是真的，事情到此也就完满地结束了。

然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因为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要搞清他的真伪，而是要通过评价人物这种工作，搞清人这种特殊的动物究竟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动机支配下活动的？这种动机从何而来？他的活动对社会群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对这种影响应该怎么看？它是否有永恒的意义？类似的问题接踵而来，要求我们作出回答，然而这就不是事实判断所能解决得了的了。

于是，我们就必须把一个人物放到特定的价值领域中去衡量，在此，我们不仅要确定其真伪，而且更要确定其美丑、善恶，以便还他以社会人之真面目。

但是，价值世界可要比物理世界复杂得多，在物理世界中居主导地位的因果律、逻辑律，来到价值世界，基本上就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

因为价值世界不仅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且更受到人的主观世界的支配：人的意志、感情、欲望、冲动、直觉在支配着一个人的行为；人的社会地位、财产、声望、出身、民族、性别、年龄在支配着一个人；人所处的时代、传统、风俗、文化模式在支配着一个人；而难以捉摸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更在支配着一个人。

所以找出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准确坐标谈何容易！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那么评价人物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我们觉得这句话问得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不管你多么讨厌这种没有绝对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实际它始终在制约着古往今来人们的评价活动。

请翻翻建国之后切┒郧厥蓟势兰鄣拇蟠笮⌒〉奈恼掳桑?颐遣荒汛又锌吹角厥蓟试谘д呙堑氖种惺侨绾伪淅幢淙サ模?词故峭?桓鲅д撸?苍??鞘悸钪??张踔??踔梁罄从指绰钪??源巳嗣且丫??植还至恕?/SPAN>

所以，当我们要对李斯这个历史人物说几句话时，还是少听那些头脑僵化的新经学家们的指手画脚，走我们自己的路吧。

首先声明，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李斯作道德理性的评价，因为从道德律看李斯，他实在一无可取。

他自私自利，背师杀友，卖主求荣，欺君枉法，然后自取灭亡，罪有应得，确实应该把他牢牢地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们却打算让李斯走下道德的耻辱柱，使他复活，给予他我们要作的评价。

为此，我们制定了二条评价标准：第一是时代性；第二是人民性。

首先讲时代性。

制定这条标准的目的是要把李斯放到他那个时代去考察，不要使之现代化。

李斯生活在战国时代，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从历史的表象看，这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书录》）的战乱时代。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因为，中国的历史进入到奴隶制国家以后，经过夏、商二代，又发展到西周时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阶段。

不过，日中则移，盛极必衰，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中国社会陷入到“礼坏乐崩”这一亘古未有的空前混乱状态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而新的社会模式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这还是个未定之天。

春秋时代的大混乱持续了三百余年，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我们则看到旧制度在剑与火的洗礼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旷日持久的暴力斗争的冲击和震荡下，已经造成了旧制度的结构性崩解，井田制破坏了，宗法组织瓦解了，大一统的局面消亡了，地缘政治诞生了，小农经济确立了，贫富分化加速了，新的观念出现了。

这些社会因素，必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取向普遍发生反传统的深刻变化。

这种深刻变化，一方面使旧的伦理文化无力规范社会生活中新的人际关系，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致使传统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另一方面，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之后，由于新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和尚未定型，又使人们的行为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

作者：以史为友 2005-4-29 19: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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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样评价李斯？

这两方面社会力量的结合，就使赤裸裸的厉害关系成了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动力和准则，于是争夺相杀的反理性社会行为成了激化社会各个层面矛盾的一股难以抑制的狂潮；与此同时，在旧文化的废墟上，这股反理性的暴力狂潮又催生出一种新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使之不同程度地在当时各国中确立起来，不仅如此，它还使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代替旧的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关系的这一过程，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

那么当时的人们如何顺应这一时代的大趋势，在各国纷争的局面下努力构建起一座崭新而牢固的封建大厦呢？当时的情况指明，和平之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相反，以暴力为手段，以法律为准绳的集权政治文化模式则是当时人们结束战乱，实现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一统天下的最理想、最实用的武器。

而这种政治模式首先在秦国建立起来，于是为新时代开辟道路的重任当然地落到了秦国的肩上。

如果我们把李斯放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他身上的很多道德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李斯在入仕之初，抱着急欲脱贫致富，彻底改变自己卑贱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正是古老的宗法制度解体之后，那些长期蛰伏于社会低层的贫寒之士的普遍心态，并非李斯一人所独有。

从积极的意义讲，这种单纯追求个人解放的冲动，标明长期处于宗法集体主义重压下的个体，终于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第一次产生了个人的自觉意识，产生了实现个人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以及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执著探索。

这对于一个处于动乱、变革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急需的个人品格，因为这种由“私”欲爆发出来的主体精神有助于社会摆脱恶性运行，并逐渐走向良性运行的发展轨道上来。

所以，此时的社会是欢迎具有这种品格的人物出现的，战国时代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点。

在战国时代，象李斯这类从社会低层崛起的贫寒之辈，所以被称为“进取之士”，就在于这些人具有如下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强烈的反道德倾向。

这些突出的特点恰恰又与战国时代的大趋势合拍。

这种情况从纵横家苏秦与燕昭王的对话中看得很清楚。

苏秦对燕昭王说：“假如我在道德品质上像曾参那样以孝闻名；像尾生那样以信闻名；像伯夷那样以廉洁闻名，即使有攻击我的人，他能够不惭愧吗？”

燕昭王说：“当然会感到惭愧。”

苏秦说：“我用孝、信、廉这样的道德品质去为大王服务，您会满足吗？”

燕昭王说：“当然会满足。”

苏秦说：“大王满足了，我却不能为大王服务了。

试想，我要像曾参那样以孝闻名，岂能离开父母，跑来为您服务？我要是像尾生那样不讲信用，岂能玩弄欺诈手段，为您去搞政治阴谋？我要是像伯夷那样廉洁，岂能去鼠窃狗偷，为您搞那些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依我看，讲诚信并不能使人达到目的，讲仁义与称王称霸也两不相容！”

燕昭王说：“难道仁义道德就不要讲了吗？”

苏秦说：“怎么不要讲呢？一个人不讲诚信也难达到目的；国家不宣传仁义，您也难当好这个国王。

问题你得明白，讲仁义干什么？说穿了，它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而已，不是让您真地为别人考虑。

所以，传统那种修身求善的个人追求，不是今天的进取之道。

而我是进取之臣，不事无为之主。”

这段话与李斯在上蔡吏舍中有关人生价值的独白，以及他辞别老师荀子时关于知识分子应有何种价值取向的议论简直如出一辙、合若符契。

在战国时代正是这些只讲目的，不择手段，只讲功利，不讲道德的进取之士成了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角色。

李斯为秦始皇实现统一而推出的种种政策，除了用暴力手段消灭敌人，就是用阴谋手段搞垮敌人，别无其他。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是最有效的。

因为它使数百年来人们翘首以盼的统一实现了，这里面不能不说有李斯的一份大功劳，不过我们却很难用道德的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此时的李斯，不管他的动机多么自私，手段多么卑鄙，却由于他毕竟站在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上，能够自觉地顺乎时代的潮流，所以才作出了难以泯灭的贡献。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人类很难摆脱的一种两难处境，即每当历史的急流奔腾到一个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就好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迫人类在道德方面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作者：以史为友 2005-4-29 19: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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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怎样评价李斯？

说到对人物评价的人民性标准，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并不想把古人无原则地拔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这个高度即使今人也很难达到。

我们在这里确立的人民性，应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

考之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的不是“民主”精神，而是“民本”精神。

何谓“民本”？一句古话概括得很好，即“民为邦本，本固而邦宁”。

意思是说民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但却是国家的基础，基础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统治阶级才能坐稳江山。

我们的人民性标准目前也只能停留在这个低水平上。

从历史看，有些人认识到，当统治阶级为了满足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统治的时候，也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并且认识到只有兼顾到民众的利益，他们的切身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而且更有少数的明智之士还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甚至在必要时还应该暂时放弃本阶级的眼前的局部利益，去满足民众的一些急切要求。

当某些历史人物有了这样的仁心仁术时，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有了“人民性”。

我们拿这种“人民性”去评价中国的历史人物，那是因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即使最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超乎这个标准之上。

那么，这种人民性的核心是什么呢？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指人民性就是与暴政相对的“仁政”；有人说人民性就是在客观上为人民做了好事；还有人说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就是有了人民性。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综观一部中国史，几千年来人民的基本愿望是什么？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民众从来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愿望，没有当家做主的权利和愿望，也没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和愿望，在经济上也没有公平竞争、发展商品经济的权利和愿望，因为在封建专制政治的重压下，摆在大多数人面前的只能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点，他说民众的最高愿望不过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的生存权。

数千年来，中国民众争的仅是一个生存权，别无其他！因此历史人物的人民性只能用生存权这一标准来衡量。

我们认为，凡承认民众有生存权，并为保障人民生存权做过努力的历史人物就可以说他具有了人民性；反之，就没有人民性。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权的道义基础，有了这个道义基础，一个人物，一个政权就立得住，就被大多数民众所肯定，就能够被后世所怀念。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用这一标准去衡量李斯，他决不在此列。

不错，李斯是个“进取之士”，但他进去的只是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从他的起步之日起就是如此。

他认为世界分仓中之鼠和厕中之鼠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自己如何避免厕中之鼠的厄运。

他经过个人奋斗，确实摆脱了卑贱贫困的悲苦命运，到此，他唯一想到的仅是如何在名利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别人，特别是民众的死活是决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的。

尤其是在天下统一之后，秦始皇、李斯，以及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显要人物，无不被他们一统天下的赫赫武功所陶醉，因而更加迷信于暴力的威力，自认为老子政权在手，有何惧哉！至于民众的生存权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了！他们完全忘记了民众为什么能够忍受如此空前巨大的牺牲，去支持这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忘记了他们所以如此忍辱负重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用千百万的血肉之躯，最终能够换取一个有利于生存的社会环境，希望看到新政权能够省刑法，薄赋敛，使民以时，抚老养幼，过上一种没有战乱威胁，没有水旱之饥的太平日子。

然而，秦的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却是一个苦难又一个苦难。

这种苦难甚至比分裂时代的战乱还让人难以忍受，那么这种统一还有什么意义呢？难怪当时人们喊出了“秦始皇死而地分”的诅咒！民众对这种统一已经完全失望，所以宁愿回到过去的分裂状态中去，因为他们的生存权被彻底否定了！

作者：以史为友 2005-4-29 19: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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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怎样评价李斯？

面对着秦始皇无限膨胀的欲望，李斯又干了什么呢？凭着李斯的智慧和理性，他本该像鲍白令之等人那样，舍身求法，为民请命，为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为民众力争生存权。

遗憾的是，李斯天生就缺乏道义感，缺乏对自己私利之外的一切事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他不择手段地对付敌国，时代容忍了他；现在统一了，他把对付敌国的手段用来对付民众，他误以为时代还会容忍他，因为在他眼中，民众看去比敌国更软弱，更容易对付。

此时，他唯一的兴奋点就是“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上之得意”，总之，就是想方设法讨秦始皇的欢心，以此谋求自己更大的私利。

在这点上，，他确实做到了“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但绝对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

在他的手中，一项项剥夺民众生存权的重大决策纷纷出台了，但他始终没觉得这会带来什么恶果。

一个没有道义基础的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

秦始皇尸骨未寒，他又背叛了秦始皇，与更黑暗的势力窜通一气，不仅变本加厉地去敲剥民众，而且玩弄权术，诛杀异己，大搞恐怖统治。

李斯何以会如此毫不犹豫地向罪恶的深渊滑下去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他除了自己的私欲之外，什么都不考虑。

但大思想家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始皇、李斯这帮人组成的魔鬼集团的倒行逆施终于把民众逼到了忍无可忍的绝境。

为了争生存，陈涉、吴广带领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点燃起了反暴政的烈火，，开始与秦的恐怖统治拼命！然而，李斯是如何应付民众反抗的呢？就在此时，他的一篇千古奇文《论督责书》出笼了，千言万语，归根结底一句话，对待不驯服的民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杀！残暴的秦二世也真的这么干了！一次紧接一次的残酷大镇压开始了，神州大地出现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的血腥场面。

但是，当起义的烈火眼看就要烧毁秦帝国这座大厦之际，李斯才恍然大悟，原来镇压也好，屠杀也好，只能激起民众更为猛烈的反抗。

面对着灭顶之灾，此公才想对百姓作点小小的让步，建议停修阿房宫，以此来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这就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为了逃脱正义的惩罚，不得不作点忏悔，然而这点忏悔既不会为愤怒的民众所接受，也不会为黑暗的势力所容忍。

李斯终于被自己人押上了刑场，处以极刑。

临死前，李斯的价值观念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回忆起上蔡时的布衣生活，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遗憾的是，这种念头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死神已经不再允许他去投机生活了。

李斯之死，我们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个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罪恶制度造成的悲剧，一个恐怖政治造成的悲剧，这个制度不仅吞噬了李斯的生命，它也吞噬了更多无辜的生命！这场封建社会初期所发生的悲剧教训是深刻的。

代替秦帝国的西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在建国伊始就对秦的灭亡原因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统治阶级在暴力革命成功之后，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才能长治久安？让我们听听汉高祖刘邦与臣下陆贾是怎么说的。

陆贾是个知识分子，常常引经据典讲道理，刘邦骂他说：“老子靠骑马打仗得来的天下，要书本知识干什么？”

陆贾说：“骑马打仗得天下，难道骑马打仗能够治理天下吗？过去，商汤、周武王用武功夺取政权后，却用文治守天下，文治武功两手抓，这才是长治久安之术呢！历史上的吴王夫差，智伯迷信武力导致灭亡，秦朝专任严刑峻法，不知变通，终于毁灭了自己。

如果秦得天下之后，推行仁义，效法汤武，陛下能有今天的江山吗？

刘邦听了之后很惭愧，但总算有所醒悟，没敢履秦始皇、李斯之辈的覆辙。

而是对民众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保障了民众的生存权，从此社会才算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回首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深意存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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