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国古代公文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线索

Posted 2022-12-23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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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我国古代公文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线索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

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来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氾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

《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

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

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

秘书史研究专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用决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

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

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

《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

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 “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

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

这一时期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

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皆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

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

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

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

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

它的行文特点根本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

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风。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

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

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

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合于公文写作。

骈文对公文写作的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

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实，公文写作也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

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

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

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

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

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

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

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写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

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机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写作不重章法，缺乏规范，因此元代缺少精采典范的公文篇章。

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行文宜朴实简明，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却是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

其中最值得人们思考玩味的，莫过于明代屡次严禁繁文而终无收效的史实。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

洪武二年(1369年)，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

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

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达一万七千字。

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可见，后五百字足可说明问题，而前边一万六千多字，多属浮文。

朱元璋感叹道：“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

文风是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反映，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的现实，决定了少数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公文写作的这种趋势。

以上都是对公文文风的总体风貌而言的，在文风颓败的朝代，也有少量公文佳作产生，多出于清廉务实的有为之士，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清代名臣林则徐等人，都有公文佳作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