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问题关于张之洞诫子书

Posted 2022-12-23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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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问题关于张之洞诫子书

诫子书

张之洞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

为父未尝一日忘汝。

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

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

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

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

汝自幼即好弄，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也。

故学校肇开，即送汝入校。

当时诸前辈犹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故排万难送汝入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

余少年登科，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

然世事多艰，习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不与汝之性情相违。

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

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只虑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

志之志之，勿忘勿忘。

抑余又有诫汝者，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

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

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

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自智自雄。

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

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

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

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则何如？更宜力除，至嘱！　

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

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

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

父涛示。

【阅读背景】

张之洞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家，清流派中坚，洋务运动后殿，也是晚清推行新政的重要角色，他兼容新旧，稳健明达，与时俱进。

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对近现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遗著辑为《张文襄公文集》。

他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

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

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

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辽沈危急，建议“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

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

11月7日，致电李鸿章，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

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抵御日军进犯，并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上奏献策废约，并激励保台抗日。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

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又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从经历上看，张之洞是那种会做官、会办事、脑子灵活的人。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

他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惨淡岁月里，坚忍奋斗，开时代风气之先，在近代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等广阔的领域都做出了杰出成绩。

他在武汉创办了11家企业，是中国最早兴办现代工业的人之一；将汉阳枪炮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融为一体，集铸造、冶炼、燃料为一身，组建汉、冶、萍重工业联合总公司，号称东方的第一个托拉斯；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京汉铁路；从美国引进棉花良种，建立“棉、布、麻、丝”四局，推动了内地农业的发展；大胆提出废除科举制，改书院式教学为学堂式教学，设立数、理、化、天文、地理、军事、国语等近代科技学科，聘任“洋教师”，在湖北、四川、山西、江苏等地主办各类学院共计50多所，还在日本东京办了一所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

《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这也是歪打正着。

1898年，政变前夕，张之洞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这话说得巧妙，光绪和慈禧都能接受，这也为他在政变后得以平安无事留下了后路。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最乐道之。

因为名气大，地位高，这句话就和他挂上了钩。

“中体西用”虽然逻辑上有些问题，但还是很实用，起码在维新党人和晚清新政的时候还是管用的，当年严复说它是“牛体马用”，也是一理，但具有可操作性，能起点作用也是一理，我们不必苛求踏实干事的人。

张之洞有个性，李鸿章曾这样说他：“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大怒道：“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张之洞的所谓书生气，主要在于爱说大话。

《清史稿》称张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

但张之洞有热情，敢闯敢干，这也许也是书生气之一种吧。

张之洞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探索，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毅然担当的胆魄心气，可也不是说了几句大话就能办到的。

张之洞官做得大，企业办得多，这正是捞钱的最好条件，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个清官。

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

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花钱如流水，但就是不往自己口袋装，“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毫不留情，“立劾罢之”。

张之洞心性高傲，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还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大把花钱，常常入不敷出，手头拮据，没办法，只有去当铺，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

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的弟子傅岳曾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

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

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

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洁。”

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

《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如何的狂傲怪僻呢？“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

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绎载道，卒托故不往。

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

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僵卧舆中不起。

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张之洞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一般不太尊重。

有一次，一位颇有名气的布政使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告辞的时候，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

这时布政使回头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于是张之洞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走到仪门，还不见布政使开口，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这才开口：“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

好好涮了张之洞一顿。

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在北京前海的家里病逝，走得挺安详，临终前对家人说：“吾无甚痛苦也。”享年72岁。

【品读家书】

张之洞的儿子从小就是个顽主，不是个读书材料，张之洞说他最多也就能秀才终老，得亏是科举废除了，否则一辈子不成人才。

也正因如此，张之洞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一方面“不与汝之性情相违”；一方面“国家正在用武之秋”，可以使儿子成为“有用之才”，这也算是因材施教。

这个儿子还是个花钱能手，弄不好在东京还喜好嫖赌，所以张之洞告诫他不要“自以为贵介子弟”，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

“勿妄外鹜”。

“知子莫若父。”张之洞的提醒应该不可谓不一语中的，也不可谓不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