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高薪养廉？包公高达年薪二千万！

Posted 2023-02-23 宋朝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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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宋朝高薪养廉？包公高达年薪二千万！

2、宋朝历史为何仍未能“养廉”

宋朝高薪养廉？包公高达年薪二千万！

宋朝在十一世纪的一百年中，很长时间处在“积贫积弱”、“冗官冗费”的病态之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仍然算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及文化昌盛的一个朝代。

宋朝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空前发展，与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厚，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这当然利益于宋太祖立下的“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有了这个政策的引导，再加上科举这条阳光大道，文人学子读书得功名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潮流和时尚。宋真宗更亲自写诗鼓励读书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由此可见，宋朝文人地位之高并非虚言。地位高则意味着待遇好，那么待遇好到什么程度呢？历来各种史书的记载比较芜杂，这里只援引着名清官包公的收入来说明当时文官的收入多么地令人咋舌。

包公当时是开封府府尹，每月薪酬有粮30石(米和麦各15石)，柴20捆(每捆13斤)、干草40捆;冬天另发15枰(每枰15斤)木炭;每月还有“公使钱”1500贯、“添支钱”100贯。

包公当时在中央还有任职，有着龙图阁直学士(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可说是代表最有学问的职位)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相当于现在副部级的高级干部。因此，朝廷还会无偿划拨给包公职务耕地20顷(2000亩)，不缴国税租给农户还可以收租。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2000石。

这样算一算包公每年收入有多少？约为：铜钱20856贯、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2匹、绵100两、木炭15枰、柴禾240捆、干草480捆。按当时物价，米每石400文、麦子每石300文;绫每匹1600文、绢每匹1200文、罗每匹4000文、绵每两40文;木炭每枰100文、柴禾每捆50文、干草每捆19文。把实物换成货币，折合铜钱1022贯，加上货币收入20856贯，年收入约为21878贯。

当时淮南有二十个州，每个州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约15000贯钱的税。看到了吧，包公的年薪比一个州每年上缴的税收还要多很多！当时的10贯钱约等于1两黄金，旧时1两=40克，那么，包公的年薪折算成黄金，就有87512克。按2017年每克黄金233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二千零三十九万元。

对比一下各国首脑的年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20万美元;布什和奥巴马40万美元;新加坡总理前李显龙218万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现在的美元约为300余万美元。包公当时只是三品官员，比他官阶更高的收入会有多少呢？由此可见宋朝公务员的工资有多高了。

在这种高薪的体制下，如果再去贪污受贿，那就纯属自毁前程，说句粗话就叫---作死！

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有点不合国情。大家别忘了，从北宋开始，就要给辽国、金国以及西夏岁币，朝廷每年的负担还是相当重的。再加上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公务员开支，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

宋朝历史为何仍未能“养廉”

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宋史·苏辙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宋史·向经传》）。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北宋的高俸之所以未能养廉，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在高俸的同时缺少有力的与之相应的防贪惩贪措施。北宋惩贪先严后宽。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之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从建隆二年（961年）起，至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处决贪官赃吏，仅明载《宋史·太祖本纪》者就有十五人之多。

　　至宋太宗，法犹未弛，继续斩杀贪官赃吏。但后来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坐赃至千万，本当杀头，但因他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由此开了“玩法曲纵”的坏头。“至真宗时，弃市（杀头）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盖比国初已纵弛矣”。到了仁宗，“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神宗一朝更加“姑息成风”，“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倒是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成了严加惩罚的主要对象。由于放弃了对贪官赃吏的惩罚，“仓法”亦弛而不行，长此以往，于是官吏对农民及小商人等弱势群体，横取豪夺，以致怨痛结于民心，民怨沸腾，“盗贼”竞起，杀戮官吏，备极惨毒，以泄其愤。而此时的俸禄及各项补贴，“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对此，史学家赵翼在考察了这段历史之后，慨而言之：“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宋朝高薪养廉？包公高达年薪二千万！

宋朝高薪养廉？包公高达年薪二千万！

宋朝历史 为何仍未能“养廉”

宋朝历史为何仍未能“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