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治心”的耶律楚材简介 提倡“以儒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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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治心”的耶律楚材简介 提倡“以儒治国
关于出世和入世,古代曾有这样的说法:出世向往禅宗六祖慧能;入世向往在辽金宋元之交,对中国文化发展、民族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耶律楚材。元朝政权虽然短命,但影响力不可忽视。一个游牧民族能迅速地统治中原各族,甚至奠定中国今天的版图,期间关键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曾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主张,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亦有着启迪。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又名刘楚材。字晋卿,法名从源,号湛然居士。辽朝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世居燕京,精通汉族语言文化,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历法、医术。原仕金,为开州同知、燕京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蒙古取燕后,被召用,备受信任。十四年随大汗西征,常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与成吉思汗探讨。(有《西游录》一卷,记载西征的经历。)窝阔台汗(元太宗)即位后,耶律楚材升任中书令,更受器重。国家的军事政治,大小事务,窝阔台汗都要先向他请教咨询,然后才去发号施令。耶律楚材经历成吉思汗、窝阔台、乃马真三朝,均受重用,多有建树。当时的人们把他与汉萧何、唐房玄龄相媲美:“公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以廊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赍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无愧者也。”古今史家多将其誉为蒙古汗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蓝图的构画人。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在蒙古统治集团中影响深远。
耶律楚材出身于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契丹贵族家庭,他所接受的系统教育源于儒家思想文化,因而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其言行始终无法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藩篱。对于自己被委以重任,辅佐蒙古新主,耶律楚材以“治天下匠”自诩,以“安得夔龙立廊庙,扶持尧舜济斯民”自勉,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蒙古君主,建立一个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政体。当时的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他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二者有相通之处,却又有耶律楚材的用心,他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落,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支柱。
耶律楚材以恢复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但他提出了以佛治心,站在究竟终极的层面来指导人生治理国家,这样的思考不是偶然的,这和他早年学佛密切相关。
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17岁即通过章宗亲临的考试,初入仕途,任金朝开州知县。到金宣宗贞佑二年首都迁至南京,耶律楚材被留在燕京(今北京),任左右司员外郧。不久,燕京失守,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达六十日之久。后城被攻陷,耶律楚材从此和金政府以及家人失去联系。当时,燕京一带禅道颇盛,禅师甚多,而耶律楚材独重圣安澄和尚,常去拜访,而以祖道相叩。他引用古尊宿语录中所得,与和尚讨论。澄和尚偶而点头嘉许,他便格外得意,以为自己真有所悟。及至蒙古破城,遭受空前忧患,耶律楚材求道之心更加坚毅,遂再以前所得向澄和尚请教。
这时,和尚大翻前案,否定了他从前的见解。耶律楚材十分困惑,问和尚为何出尔反尔。澄和尚告诉他:以前对他认可,是因为当时许多儒者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排斥佛教。而耶律楚材作为年轻的儒者,又担任要职,对佛教感兴趣,从不甚了了的角度,可以肯定他的态度;但若要真的参究什么是本来面目,了悟佛法的真谛,这个基础还嫌薄弱,远远不够。所以否定的是他目前的见解。和尚还向他推荐了万松老人,说“万松老人者,宗说精通。宗门大匠,公能见之,自当了公大事。”在澄和尚的指点下,耶律楚材去谒见万松行秀禅师。两人相见后,机缘相投,甚为契合,耶律楚材从此专事修行:“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餐者。几三年。误被法恩,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从源目之。其参学之际,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能涯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回视平昔所学,皆块砾耳。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岂虚语哉。”
耶律楚材成为当时第一尊宿万松老人的弟子后,深入经藏,在建议元主施行教化方面,将佛法与世法圆融起来,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宦海沉浮中,他保持平和觉悟的心态,对元主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
曾有文章记载,耶律楚材得万松教诲,在被围困期间,意志坚定,与民同苦,人问其精神支柱,他回答说,是“汪洋法海涵养之力”。“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的法号)年二十有七,受显诀于万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湛然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万松面授衣颂,目之为湛然居士从源。自古宗师,印证公侯,明白四知,无若此者。湛然从是自称嗣法弟子从源。自古公侯,承禀宗师,明白四知,亦无若此者。万松一日过其门,见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万松曰:“子不太俭乎?”曰:“围闭京城,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人无知者。以至扈从西征六万余里,历艰险,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昆仑,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问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养之力也。”
耶律楚材从佛法汲取力量,深知佛法的智慧和魅力,在国内极力推崇佛法。一个国家是否强大,要看国民素质的高低。国民素质的提高来自正确的教化。而教化众生,启发众生的究竟思想,是佛法。《西游录》中说:“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学习作恶快得很,学习为善则慢得很)。急导以善道,犹恐不悛其恶,何况迁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释迦牟尼)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民,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然后上策于朝廷,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若然,则指太平若运掌之易也。”耶律楚材早就认识到,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需要百姓对佛法要有认识,要学习佛法中的智慧,运用这些智慧来解决问题。
在耶律楚材的影响下,朝野奉佛者甚多。加上他推行仁政,化解了元朝苛政,造福黎民。元主西征之前,有司上奏,建议征调五台山等地僧徒中能咒术、通武略、有膂力者,组成一支队伍,随军西征。楚材居士上谏元主说:“释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杀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证鹅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虽死不犯。用之从兵,岂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无志行。在彼既违佛旨,在此岂忠王事?故皆不可从王师也。”元主纳谏,改弦更张。
后来,大夫萧守中又上奏元主,要求废除佛教僧团,理由是:“沙门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国累民,必此类矣,请除之!”楚材居士为佛教辩护说:“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夺与者也。世有辛苦而饥饿者,有安逸而饱足者,修短苦乐,寿夭穷通,万状不齐,虽孔明之智,项羽之勇,颜回之贤,仲尼之圣,亦不能移其毫发,岂彼沙门能穷吾民、耗吾国耶?故万世之在天下,天与则生,天夺则死,沙门亦天地间一物耳,其亦天养之也。天且宥之,子独不容,隘亦甚矣!”。
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思想在《西游录》中便有所体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人心。”而在《寄用之侍郎》中,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莫如孔教。则我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在给自己的恩师的信(《寄万松老人书》)中,他写道:“治天下之道为治心之所兼耳”,意即先治心、后治国,佛教才是治国根本。尽管如此,他的思想还是受到师父万松老人的批评,老人说这是“屈佛道以徇儒情”。耶律楚材却不这么认为,他以这种思想来接引更多儒士,最后令他们导归佛教。他向万松老人解释说“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虽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仅能治天下,则为道之余滓矣!”(卷十三《寄万松老人书》)又认为“渝及弟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语。楚材破二作三,屈佛道以殉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教不云乎?无为小乘人而说大乘法,弟子亦谓举世皆黄能,任公之饵不足投也。故以是语饵东教之庸儒,为信道之渐焉。”在耶律楚材看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如同鱼饵一般,是缓和三教之间矛盾关系的一个善巧,给儒士们让一个台阶,最终都是要以佛法来做心行的指导。这是他英明的一招。
耶律楚材自小受佛教的影响和熏陶,他说自己“余幼而喜佛,盖天性也。”成人之后又在佛门学习三年,受到佛教思想的严格训练。这与一般汉族文人士大夫以接受儒家思想训练为主为先是不同的。他受法乳滋养,也用佛子言行报效。他一生精通佛法,虽位至大臣,却并不以做官为目的,时时处处以救国救民为急务。为了阻止元军烧杀汴梁,因正谏不能令元太祖信服接受,就以“奇巧厚藏”的物欲之饵,打动了元太祖的心,使汴梁躲过屠城之灾,至于逃俘免究,更保全了不知凡几的人命。耶律楚材的功德,不仅如此,蒙古人初入中原,原本号称要杀尽汉人,把中原变为牧场,幸而耶律楚材深明佛法,谏止杀机。究其源头,是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指导了他的作为,也因此,楚材居士进入历史的视野,成为一代大德。
宋金明清都 ”以儒治国”,为什幺元朝不推崇儒家那套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官方思想。至宋代,儒家思想更是登峰造极,饱读诗书的儒生通过科举成为朝堂中坚,孔圣人也成了至圣文宣王。以儒治天下的法则也被后世明清所承袭,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马克思曾说:「 ”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后,都吸取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制度,从早期的北魏孝武帝移风易俗,到后面的辽金清代皆是如此。元代入主中原后也劝农桑,废世侯,用汉法,定年号。但是元吸取中原文明的程度,却不及北魏辽金和清。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儒家思想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那么儒学在蒙元的地位如何呢? 上图_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 成吉思汗 元儒地位 第一,蒙元在政治上有限度地采用了儒生的建议。 成吉思汗攻占中都之后,收得耶律楚材兼备顾问。窝阔台即位后,定课税,清户籍。忽必烈开幕金莲川,任用儒士,大幅度地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是有限度的是「 ”附会汉法”,「 ”外汉内蒙”。元科举时废时有,实权官中儒士不多,朝廷虽也祭孔,但皇帝从来参加。 第二,儒学被当成宗教一般管理。 元儒自嘲:「 ”十儒九丐。”其实为牢骚话。元人设儒户,儒户田赋多有优免。地方至中央设置官学,由儒生做教官,从事儒学的管理与教学,朝廷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这种管理儒学的方式同管理佛道回耶等宗教差不多。元代对天主教神父(也里可温)、伊斯兰教阿訇(达失蛮)以及和尚道士也实行减税政策,也在全国设置相关机构任命教职人员为官僚进行管理。佛教在中央有宣政院,地方设有僧录、僧纲等司;道教设集贤院,地方有提举、都道录等官;天主教设有崇福司,同是自上而下一套类似系统;皆可与儒学教官对等比照。这其实是成吉思汗「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宗的规矩”兼容并包思想的具体贯彻。 上图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那幺元朝为什么不如同宋金明清那样以儒治国呢?这是元史研究中间的一热点,各个专家学者都就此展开过研究,以下介绍几种较为公认的观点。 元朝建国形势特殊,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 蒙元帝国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王朝,他有着独一无二的建国形势: 其一,蒙元是唯一一个在牢固控制了塞北之后,再南下完成对中原农耕地区征服的帝国。 先前的拓拔鲜卑进入中原前,只不过占据代北一角,建立北魏后,北面还面对同是鲜卑人的柔然汗国的威胁;契丹建辽之前,只游牧在西拉木伦河、大兴安岭一带。金崛起于东北,对草原只是羁縻,统治很不稳固。清代到康熙时喀尔喀蒙古才归附,乾隆时才消灭准格尔汗国。 其二,蒙元在进入中原之前,是纯粹的游牧文明,很少和中原文化接触。 北魏和契丹都长期附塞而住,很早就接触了汉文化。女真最早为渔猎文明,并非游牧,并有粗放的种植业,后金努尔哈赤熟读三国,做过李成梁的干儿子,皇太极时就仿照中原定立官制,在经济上,入关前的女真(满族)就有了大量的农耕庄园。 在这两点因素的作用下,蒙元有着强烈草原游牧本位思想,从成吉思汗到蒙哥,「 ”视居庸关以北为内地”,而中原却是「 ”南方边疆”,通过汉世侯进行间接统治。 上图_ 忽必烈出行图 忽必烈建元以后,统治中心南移,但是以草原为本位的强大思想惯性难以扭转。祖先辉煌的功业,使得后人对祖宗之制十分的自信,「 ”本朝旧法同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遵用汉法,其故如何?”漠北长期的本位经营,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草原旧制,分封宗亲功臣,大汗通过赏赐换取封臣的支持,元武宗时,一年封赏合钞八百二十万锭,相当两年财政收入。利益集团绝不会放弃自己嘴边的肥肉:忽必烈改革,漠北西北诸王集体叛变。元英宗登基后,锐意更新,削减赐钞,结果死于军事政变。 总之,独特的建国形势,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并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儒学的背后是汉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草原勋贵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儒道不兴,自然在情理中了。 上图_ 元 版图 元朝幅员辽阔,文化多元 蒙古铁蹄踏遍半个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国,接触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这与辽金等朝所接触的先进文明仅汉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汉文化中的一种,蒙古接触的又不仅是汉文化,在多元体系下,自然很难独尊儒术。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就传入草原,克烈部,乃蛮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贵由汗的亲信就有很多基督徒,「 ”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贵由身边担任太傅一职,使他的性格深受影响”「 ”世界上所有各个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宫殿里来。”入元之后,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罗马传教士约翰-孟贴-科尔维若一人在大都就给6000人施过洗。 全真丘处机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颇得大汗欢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 ”教门宏阐,前所未有”,乃至「 ”毁西京夫子庙为文成观。” 上图_ 八思巴(意为圣者;1235年-1280年),又译八合思巴 对元代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藏传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诏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册封为帝师,藏传佛教取得了类似国教地位。帝师「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遵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 ”帝师弟子,司徒,司空,国公者,前后相望。” 蒙古征服中亚和中东,大量穆斯林涌入中原,成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 ”(色目人)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县邑,必居其精要,专其膏腴。”擅于经商理财,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色目人,被蒙元统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国各地各级官员中色目人就占大半。元成宗元贞元年,中书省执宰12人中,色目人就占了10人。 上图_ 元代官制简表 儒学「 ”重义轻利”,不完全切合统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刘秉忠、姚枢、郝经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时中原残破凋敝、经济萧条,行用儒法、劝农桑,立纲纪,能够强化集权,促进生产,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过后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元代财政压力很大,「 ”素无积储,何以供亿”,中书平章色目人阿合马通过增发钞票、官营矿盐、放高利贷、钩考官员等办法,给朝廷创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对此颇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发展成理学,主张「 ”重义轻利”, 「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德者本也,财者没也”。阿合马理财是 「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说教在色目人带来的真金白银前毫无吸引力。理学家许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马,也为大汗所不喜,最后罢官而去。 上图_ 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即:元昭宗),书法 后阿合马被「 ”义士”刺杀。太子真金预政,朝廷又开始重用儒生。但新政两年,钞票贬值三倍,财政也近崩溃,「 ”无以付世祖裕国富民之策”忽必烈又罢黜儒臣,复用回回法。 阿合马贪污腐败、搜刮太甚,儒士以义理之道反击,有为民请命之义。但儒士空谈心性者多,经世致用者少,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拿不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得儒道不能长久实行。 此外,在统治者面前,儒生高谈阔论,讲循天理灭人欲,远不及喇嘛们的藏密有吸引力,元昭宗说:「 ”李先生教我儒书好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上图_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结尾 蒙元一朝,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未沿袭北宋以儒治国那套,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元朝在思想文化上开放和包容,元可谓是自唐以后中国最为自由繁荣的朝廷;另外一方面使得元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原文化,笼络儒士阶层,造成制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导致了国祚的短暂。 文:狮子 参考资料: 1.《元史》、《世界征服者史》 2.《中国通史-元代卷》白寿彝、陈得芝 3.《元代史》周良宵、顾菊英 4.《元代儒臣的反功利思潮》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1 5.《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张帆,思想学术评论,第一辑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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