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相贾似道是如何助忽必烈攻下南宋都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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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奸相贾似道是如何助忽必烈攻下南宋都城的
“乱世出英雄”,一点儿也不假,看看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三国、五代时期吧,哪一个时期不涌现出几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多少为战乱不息,兵戎相见的时代增添了几许悲壮与传奇。
其实,乱世也出奸佞,只是英雄的光环太耀眼了,遮住了奸佞的劣迹而已。
不是吗?南宋末年,奸臣一拨接着一拨,他们当权误国,终于使南宋半壁江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一时期,雄才人杰不是遭害,就是远引避祸,以求全身,只有那些奸佞之徒,如蝇而聚,遮蔽朝廷。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悦生,南宋晚期权相。浙江天台屯桥松溪人。京湖制置使贾涉之子,生母胡氏是贾涉的小妾。贾涉死时,贾似道年仅11岁。
端平元年(1234)以父荫为嘉兴司仓、籍田令。嘉熙二年(1238)登进士,为理宗所看重。淳祐初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任江州知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再调京湖制置使,兼江陵知府。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宝祐二年(1254)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后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开庆初年于军中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宋理宗以“师臣”相称,百官都称其为“周公”。
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贾似道就是这些奸佞之徒的代表。他生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台州(今浙江宁海)人,父亲曾官到淮东制置使,虽然官职不算太高,但毕竟衣食无忧,贾似道的童年也应算是在富裕生活中度过。不料在贾似道10岁的那年,父亲忽然病死,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家境立刻落入了困顿之中。无奈贾似道生性浮滑,在失去父亲之后,更是无人管教得住,他就同一帮流氓无赖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不务正业。
在宋代,朝廷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往往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叫做“恩荫”,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这是这个意思。贾似道也领沐了这浩荡的皇恩,被朝廷授以嘉兴司仓之职。这虽是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然而,要想由这样一个小官通过正常的途径熬到当朝宰相,那实在是痴心妄想,只有通过偶然的奇缘,才有可能飞黄腾达。只是这样的机会太少,在整个南宋王朝当中,有幸者也只有一二人而已,而贾似道偏偏撞上了这样的好运。
原来,贾似道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入宫,没想到这位贾氏人既长得超众脱俗,心思又灵慧乖巧,不久就深受理宗的宠爱,被立为贵妃。贾氏也真算贤德,她邀宠之后,便念念不忘她这位兄弟,成天给理宗吹枕边风。说她这位弟弟如何如何贤能,如何如何有本领,理宗便不问是非,对他的这位小舅子大加提拔。
由于贾妃枕边风的缘故,数年之中,贾似道的职位一升再升。
先是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后来干脆升为大宗正丞。贾似道在这些职位上干了些什么呢?他早年的流氓习气在这时才真正有了发挥之处,他聚众赌博,出入妓院,挟妓游冶。尤其是在西湖之上,他的游船最大,歌妓最多,在夜间游湖时,灯火最明处肯定有贾似道的身影。
当时还是宰相史弥远专权,贾似道就交接史嵩之、史岩等史氏党羽。当有人状告贾似道过于放浪,有碍礼教道学之时,理宗就让临安知府史岩查勘贾似道的行迹。史岩知道贾似道的姐姐是理宗的宠妃,贾似道又与自己交好,哪里还肯据实回报,他对理宗说:“贾似道虽有形迹不检之处,只不过是少年习气,并未伤于风化。但观其材,似可大用。”理宗听了这些话,就放下了心。他本来就不想处罚贾似道,这时,也就只把他调到澧州去当知州。虽不是京官了,但品位未降,又有了实权,对于贾似道来讲,未尝不是好事。
1259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进攻南宋。南宋的边境重镇鄂州被围数月,董宋臣等人竟压住警报,不使理宗得知。后来大臣们慌了手脚,准备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来攻。理宗不思抗击,反让董宋臣、丁大全等人准备迁都逃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强烈反对,在文天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贬逐了两人,让吴潜、贾似道主政。
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带兵出征,这是他专权误国的开始。他邀得权力的重要法门,就是谎报战功。
贾似道当然没有指挥才能,更无作战的勇气,在移兵黄州的途中,远远看见一支队伍,以为是蒙古军袭来,贾似道吓得抱头叹息:“这番死了!这番死了!”等军士报知前面的敌人不是蒙古军,而一小股南宋的叛军,贾似道这才信心大增,指挥他这支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赶跑了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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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鄂州城的守卫战打得很激烈,城中军民死伤达一万多人,对忽必烈所部的蒙古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坚守,蒙古人也难以轻易向南推进。然而,贾似道等人却吓破了胆,当忽必烈扬言要进攻扬州时,贾似道连忙遣使向蒙古人求和,自许了许多投降条件。但忽必烈拒绝议和,一面加紧攻打鄂州,一面准备进攻扬州。这使得贾似道忧恐万状,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进攻四川一带的西路蒙古军战败,蒙古大汗蒙哥在进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时中箭受伤,病发而死,蒙古贵族内部发生权力之争,留在后方的王室趁机自立为大汗。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准备起兵北还。这时,贾似道若能趁势追击,一定会大获胜利。可贾似道明知蒙古军即将撤走,偏偏又主动去求和,忽必烈正欲撤兵,乐得占个大便宜,就与贾似道签订了议和条约,要贾似道每年输纳大量钱物,这才带兵北还。蒙古兵退去,昏庸虚弱的南宋小朝廷长吁了一口气,尤其是宋理宗,真是对贾似道感激莫名。贾似道也真会做戏,首先,他在蒙古兵撤退时截杀了一百多个蒙古散骑,布置了一个宏大的胜利场面,然后向朝廷报捷,说经过如何如何苦战,将士如何效力用命,杀了多少敌人,等等,弄得理宗深信不疑。其次,他笼络朝臣,既让他们不明真相,又让他们封锁消息。这么一来,贾似道就成了国家的栋梁,乃至民族英雄。
贾似道求取权力的法术就是瞒和骗,他同忽必烈定的条约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瞒住理宗,否则,一切都要露馅了。他怕吴潜把守卫鄂州的功劳争归己有,也怕吴潜揭穿了他的把戏,就以吴潜反对立赵祺做太子为名,离间吴潜和理宗、太子的关系,并诬告他在抗击元兵时举措不当,以至败绩。理宗就下令削去了吴潜的左丞相之职,在流放途中,贾似道密使人将他毒死,终于除去了心头之患。
这时,忽必烈派郝经来催要贾似道许下的岁币,贾似道连忙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并封锁消息。贾似道采取的第三种取宠窃权的方法是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其实,只要寡廉鲜耻,这一招往往是很有效的。他在带兵增援鄂州之时,贪生怕死,根本不懂指挥作战,被吴潜派往鄂州下游的黄州时,又推推挡挡,不愿到蒙古兵出没的地方去。但一旦当权,他的劣迹立刻变成了功绩,他指使幕僚,收罗“名士”,为自己撰写《福华编》,把自己的“援鄂之功”吹得天花乱坠。这种做法,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朝廷上下以致平民百姓都曾被他蒙骗一时。理宗甚至亲写诏书称赞他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贾似道是忠是奸? 忽必烈看重的一位南宋大臣
《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如鄂州之战,云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坏事。然考《元史·世祖纪》,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况且《元史》里也记载了在鄂州之战后期,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
著名学者王柏赋诗云:“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鲁斋集》卷一《寿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认贾似道在军事上的才干,发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的慨叹。虽然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确实有过议和活动,但双方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更无“割江”、“称臣”的承诺。
至于他后来扣留郝经,企图掩盖求和真相,从而为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借口,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早已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并处心积虑地想灭亡它,有无借口实在并不重要,对此明人张以宁也说:“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忆亡儿煊诗》后语。)因而将议和这一权宜之计,说成是贾似道对蒙古的投降行为,并进而认为这是后来招致蒙古南侵、南宋灭亡的原因,都有失允当。
再言公田法的问题。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攻击得最为猛烈,如官员高斯得说:公田法是“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耻堂存稿》卷一《彗星应诏封事》)后人根据这些人留下来的记载,也对公田法加以全盘否定,并进而将它作为贾似道又一大罪状。
可是我们只要从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效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绝非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南宋末年,战争频繁,对军粮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公田法的推行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历史渊源,本意不能说不好,贾似道也带头献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减少楮币发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败,特别是这项措施极大地损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产生了许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应该公允地说,公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贾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与认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这一思想模式有关,由此也影响到了对贾似道的正确评价。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复杂,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坏事;也不可能一辈子做坏事而没有做过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库》馆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
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受个人好恶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无分析,不能借古人来影射时政,也不要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贬。过去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口号:“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如果用在要求人们保持晚节上当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评价历史人物上,认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优点和功绩都得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将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对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迹予以一定的记载和肯定,斥之为“给历史罪人翻案”。这种说法,恐怕有违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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