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为何甘冒杀身之祸为暴尸街头的董卓恸哭

Posted 2023-02-14 董卓蔡邕

篇首语：私心胜者，可以灭公。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蔡邕为何甘冒杀身之祸为暴尸街头的董卓恸哭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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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为何甘冒杀身之祸为暴尸街头的董卓恸哭

近来，随着新版《三国》的热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三国人物重新为人所熟知。其中的一个场景颇耐人寻味：当残暴不仁、嗜杀成性的董卓暴尸街头之时，被誉为名士的蔡邕却甘冒杀身之祸为其恸哭。何以如此呢？背后的原因何在？这就要从董卓的用人之道说起了。《后汉…近来，随着新版《三国》的热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三国人物重新为人所熟知。其中的一个场景颇耐人寻味：当残暴不仁、嗜杀成性的董卓暴尸街头之时，被誉为名士的蔡邕却甘冒杀身之祸为其恸哭。何以如此呢？背后的原因何在？这就要从董卓的用人之道说起了。

《后汉书》这样评价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也就是说，虽然董卓为人残忍，他却能够忍耐本性，积极选拔人才。于是，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蔡邕就在董卓的选拔之列。《后汉书·蔡邕列传》中提到“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董卓对蔡邕“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在重用人才的同时不任人唯亲，“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善用人才也使董卓一度位极人臣，权倾天下。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不仅为各类“千里马”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而且也成为各方“伯乐”用人之道比拼的竞技场。在三国人物中，因重用人才而成就事业、不重用人才而毁掉基业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的用人之道，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学习借鉴。

一是选人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曹操用人，不看出身，不看地位，只要你有才我就敢用你，他的《求贤令》就是证明。在曹操招募的一批贤臣猛将中，既有从敌方投降过来的张辽、徐晃、张郃等干将，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的郭嘉、程昱、刘晔等谋士，又有从老兵中提拔的于禁、典韦等将领，他们都成了曹家大厦的顶梁柱，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相反，袁绍则“外宽内忌，好谋无断，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在用人上只看重人的门阀、阶层，而不看重才干。无疑，这是袁绍的败因之一。

二是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张昭善处政务，周瑜长于军事，孙权遵守其兄孙策“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的遗言，分别委二人以重任，可谓用人所长，各尽其才，相得益彰。赤壁之战，周瑜领军，以3万士卒大破曹操10余万大军，很好地证明了孙权用人的正确。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堪称识人用人的高手。魏延虽“性矜高”，但“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因此在驻汉中时，任用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杨仪虽也“性狷狭”，但有真才实学，诸葛亮也“深惜仪之才干”，量才使用。《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说：“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而诸葛亮在使用马谡上的失误，恰恰是没有做到用人所长。

三是善用情感激励人才，重义尚德。人才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除了外部的客观条件以外，人才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情感激励，可以使人才心甘情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这方面，刘备可谓是精于此道。他通过“桃园三结义”，以手足之情使关、张二人死心塌地为其建功立业;通过“三顾茅庐”、“白帝托孤”，又使孔明为蜀汉霸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笼络赵云，他甚至不惜欲摔亲生骨肉阿斗于地上。曹操也是如此。他在擒获了关羽之后，以礼相待，封赏有加，明知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不忍杀之，终有华容道之报答。由此看来，情感激励，是最能够、也最容易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一招。我们现在常说的以感情留人、感情用人，就是这个道理。

从三国至今，已经过去一千多年。时代在变化，人才选拔和使用的机制和环境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识人、选人、用人的基本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才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从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用人智慧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诸多启示。

王允除掉董卓后为何不放过蔡邕

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权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董卓手握朝政大权，为人凶狠残暴，除掉他，既是政治斗争，也是为民除害;而蔡邕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文人，一个众人仰慕的知识分子，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让人扼腕摇头，更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蔡邕的死因，三种版本有三种说法。《三国演义》中说董卓被杀后，蔡邕“伏其尸而大哭”;谢承《后汉书》中说蔡邕“闻卓死，有叹息之音”;范晔《后汉书》中则说蔡邕“及卓被诛，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三种说法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蔡邕在不合适的场合，表现出了不该有的神态举动，应该是有史可循的。

老实说，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蔡邕不一定精于政治，但未必不讲政治。董卓被诛，王允掌权，在这种极为敏感的政治气氛下，蔡邕即使感怀董卓对他的知遇之恩，但还不至于“伏尸大哭”，公然跳出来和王允闹情绪、唱反调;如果仅仅因为下意识的“叹息”或“动色”，就把蔡邕视为董卓同党而被关押，被害死，那只能说是王允在故意找茬了。

董卓比蔡邕大一岁，比王允大五岁。在年代相同、年龄相仿的历史条件下，董卓成为大老粗似的野蛮军爷，蔡邕成为才华横溢的文化巨匠，相比之下，王允成长得比较复杂。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文化精英;既主持正义，又心胸狭隘。蔡邕没有死在杀人如麻的董卓刀下，反而死在颇具才华的王允手中，这无疑是“文人相轻”的又一典型案例。

历史上，凡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遭受过同类的嫉恨。如曹操对付妳衡，钟会对付嵇康，王安石对付苏东坡，这种同类相斥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不如人家精彩，名气不如人家响亮，就用政治手段将比自己冒尖的文坛对手搞臭、搞死，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政坛上的文化小人所惯用的狠招。高标见嫉，也是包括蔡邕在内的不少文人屡遭迫害的历史顽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末年一位能够驾驭经史、天文、数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门类的文化全才，一位在文坛上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居高临下的超级大师。与蔡邕相比，王允既是政客，也是文人。玩政治，他可以用计夺权，堪称一流;搞文学，他还差点火候，尤其是和蔡邕站在一块，那种黯然失色的自卑感，相形见拙的失落感，却不是搞一次政变就能脱胎换骨的。

翻阅王允和蔡邕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都曾为反对宦官干政做出过努力和牺牲，都曾违心的依附过董卓，按说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然而，王允思想偏执，气量狭小，刚棱疾恶，圈子冷清，活得比较累;蔡邕思路开阔，豁达开朗，傲气疏狂，交友甚广，活得比较轻松。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和活跃状态的巨大反差，才造成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形同水火。所以，蔡邕栽在王允手里，是迟早的事。

蔡邕自知难逃此劫，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们也纷纷为他求情。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人气越是这样煽动朝野，就越发触痛了王允嫉妒蔡邕的那根肺管子。王允虽有“王佐之才”，但每次与蔡邕辩论交锋，都被搞得理屈词穷，嘴笨舌僵。这种比别人矮半截的屈辱，这种口服心不服的窝火，这种在文坛上始终找不到感觉、爬不到巅峰的郁闷，在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必然有一番歇斯底里的发泄。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一部史学巨著被他说成“谤书”，一个文学巨匠被他看作“佞臣”，王允在发表这番是非颠倒的谬论时，早已杀气腾腾。他害怕有损“圣德”是假，担心遭受“讪议”是假，借机公报私怨、一扫恶气才是真。文臣一旦心狠起来，往往比武将更可怕，更冷血。可怜蔡邕惨死狱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谈狐的文章。文章大略为：有客问狐仙最怕什么，狐仙回答说：狐!客惶惑不解，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正色曰：“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故事虽然荒诞，却寓意深刻。可惜，蔡邕出生的太早，没机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