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王子猷为什么不喜欢作桓车骑兵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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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2、历史人物 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简介，孙过庭《书谱》是哪个朝代的
书法家王子猷为什么不喜欢作桓车骑兵参军
相信大家对王子猷这个名字肯定很陌生，可是如果我提到王徽之的话，大家应该就知道了。王子猷就是王徽之，是东晋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孩子。同时他也是东晋时期的名士，身为王羲之的儿子，书法当然也是他的一大招牌。
他有着冲天的才气，也有着放荡不羁的性子，他对当时盛行的所谓名士的风气十分崇尚，所以他并不注意细节，经常也是不修边幅的样子。成天披头散发，不正衣冠，真真是响应了庄子的那句，“天然去雕饰。”在他担任司马氏的参军时，也是依旧我行我素，并没有丝毫改变。不休整仪容也是小事了，他对自己职务之内的事情也是很少过问。但毕竟是才华横溢，桓温也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对他十分宽容。
王子猷不仅生性潇洒，还不拘小节。据历史记载，有一次他跟从将军一同出去视察，好巧不巧忽然开始下大雨。王子猷是骑着马的，当然淋了个通透，他转身就看到上级桓冲坐在马车里。当机立断下了马钻到了马车里，还半开玩笑的说来陪陪桓冲。幸而桓冲了解他不拘小节的性子，也就由着他。所以，王子猷得以坐到雨停才下车。
大家都知道王羲之还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他们兄弟感情很好，王献之去世后，王子猷抱着琴去奔丧，后来悲伤过度，晕了过去。经过这件事后不久，他的旧疾复发，也随之去世。一个洒脱的名士就这么离去了。
王子猷 子敬俱病笃
人琴俱亡用来形容看到死去的人所用的物品而怀念死者悲伤的心情，比喻对死去的人的深厚感情或兄弟间的手足情深，同义的有睹物思人。人琴俱亡这个成语来自于东晋时期的名士王氏兄弟去世的典故。
两兄弟都得了重病，身体健康极度恶化。弟弟王献之病情更严重比哥哥先去世了。哥哥王徽之虽然没有听说弟弟去世的消息，却有预感，有一天他突然问身边的人，为什么最近没有献之的消息了，难道他已经死了吗？想到这，徽之心里难过可是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叫仆人准备了一顶轿子，坐着轿子去了弟弟家中，路上也并没有什么难过悲伤的神色。到了弟弟家果然献之家中已经在布置丧事了，他知道弟弟平时喜欢古琴，他走到弟弟的房间取出弟弟平时所弹的古琴，坐在灵床上准备弹给弟弟听。可是他弹的时候，琴音却怎么也不对，琴弦不能校准，徽之终于失声大哭，把琴摔毁在地上，哭着说，弟弟啊，你死了，你所珍爱的古琴也随你而去了，再也不能弹出琴曲来了。徽之伤心欲绝，哭到昏了过去，又引起了徽之背上的旧伤复发。过了一月，徽之也去世了。
王徽之和王献之，书法名家之后，他们各自的书法成就也不小，虽然两人都是生性倨傲，不拘约束，这里叙述的兄弟俩前后去世的故事，却体现了俩兄弟感人的骨肉亲情。
王子猷作桓车骑兵参军
王子猷，东晋名士，以傲慢著称，性情洒脱，不拘于职位束缚。王子猷先是在大司马桓温那里担任参军一职。虽然恒温欣赏他的才气，可是他在职时候衣着随意，外形不修边幅，对他所负责管理的事务也没有用心，显然不适合担任参军，最终恒温免去了他的职位。
过了几年，他又在车骑将军恒冲那里出任骑曹参军。这个职位主要的责任是管理好将军府中所用的马匹。可是他还是一个德行，没有尽责。将军有一天故意询问他，你是管理哪一个部门的呢？他随意的回答说，经常看到有人牵着马匹出行，不是管理马的部门就是管理骑马的部门。将军又问，那这里的马匹数量又是多少呢？他也不惧怕，只回答说，马匹数量要问喂马的人才知道，他没有问过，哪里知道数量。将军仍然询问他，最近好像马匹长势并不好，生病的马匹死掉的有多少呢？他更是无所谓的样子，直接回答将军说，没有死的马匹数量他都不知道，何况死了的马呢？将军听后实在是无话可说了，对他摇了摇头，再也没有询问过他关于管理马匹的事情。
从王徽之对所任职位丝毫没有责任心，对将军也毫不在乎的态度能看得出来，最后辞掉了官职，隐居山林。他这样的作为深刻体现了当时盛行的名士作风。这些文人学士放浪形骸，无心治国安邦，这和当时西晋灭亡东晋残存在江南建都的整体形势有关。
历史人物 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简介，孙过庭《书谱》是哪个朝代的
人物生平
孙过庭（646年～691年），名过庭，字虔礼。唐朝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官右卫胄参军，一说官率府录事参军。工楷、行、草，师法二王。宋米芾以为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然也有论者如窦巫讥其书为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者。
他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为三国时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重。
籍贯争议
其籍贯有二说：一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说富阳（今杭州西南部）人。一般均称富阳人，可是他在《书谱》中自称吴郡人（汉及三国时富阳属吴郡，此处孙过庭可能是沿用旧称）。陈子昂为其作墓志铭，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他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擅长书法和书法理论，他博雅能文章，真行草书尤工。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以草书擅名，尤妙于用笔，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魏的钟繇，可见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
书法成就
孙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他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著名。孙过庭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都是草书墨迹，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书谱》。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凡夫俗子）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明代的焦谓：“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这些分析与评价要比窦暨全面、中肯得多。
艺术特点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理论成就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行笔中锋、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线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
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圆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是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啬“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
草书是快速书写的字体，要快就要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一些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
“流而畅”。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即捺笔。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一个学书者，使篆之“婉能”，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汇诸长于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过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主要作品
《书谱》
《书谱》，唐代孙过庭撰并书。草书，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写记。存纸本墨迹上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U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此帖又是著名的书法论文，《书断》、《宣和书谱》等称之为“运笔论”。而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唯装裱多次，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篇失去，故生杂议。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多，而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故代论书名作。
唐代徐浩所撰书法论著。《新唐书》、《宋史》称唐代徐浩有《书谱》一卷。已佚。
清代万斯同所撰论著。共二十四卷，见杨宾《大瓢偶笔》。清代姜宸英书法论著。程瑶田《书势·五事》中曾提及之。
《草书千字文》
(唐)孙过庭草书千字文明拓本截图唐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此卷与唐垂拱三年（687）撰《书谱·卷上》面貌颇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非孙氏原作，而是以后的临仿本。
《佛遗教经》
《佛遗教经》又叫《佛垂涅般略说教诫经》、《佛临般涅拌经》、《佛临般涅般略说教诫经》。约在公元前248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娑罗双树下即将圆寂之时，遗嘱众徒。后经阿难、迦叶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遗教经》而流传后世。此经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尽括无余。我国南北朝时代，经姚氏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印度人，生于新疆，精通汉文。公元401年即后秦弘始3年，秦帝姚兴邀入长安，专译佛经）译成汉文，后经唐朝书家孙过庭手书，而成为历代王朝的内府秘本，到清朝中叶流落士大夫之手后方有刻石传世。但沧桑变迁，加之战乱侵扰，原刻石不知所向。从此，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在国内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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