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语”如何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

Posted 202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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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语”如何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大量西方研究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日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这套丛刊选印了近百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而且是1949年以来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尽管其中不乏观点过时、尤可商榷的内容，然而其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部分，亦不可忽视。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丛刊分卷序言。本篇为《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系列分序，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青年》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到白话文在民国初年被定为现代国语，中国的语言也就是“汉语”本身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汉语的这一现代转化过程中，“新文学”即白话文学、又或称国语文学的异军突起，又起到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从一开始就如双生子一样关系密切，不可切分。

当然，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的兴起，原因不只一个，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漫长的从“边缘”变为“正统”的道路上，它们都受到过外来的语言和文学的刺激。这里面既包括有现代汉语对“外来语”的吸纳、新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也包括了引入欧美日的方法，对汉语和文学加以研究。这个研究，还不单单是针对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也针对古代的汉语和文学。

伴随着汉语和文学自身的演变，而在语言学界及文学研究界发生的这些转变，其实是中国学术在各个领域实现其现代转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一个基础。随着对东洋西洋从观念到方法、从文献到诠释的全面开放，大约在1930年前后，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当时中国学者在传统学问的基石上，吸收外国的方法、结论得到的，如王力所说，那时的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文学研究也莫不如此。所以，要想说明这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又如何形成，势必要对当时的国外汉学知其一二，尤其要对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汉学书籍有一点了解。

语言学方面，自《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之后，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高本汉。从1927年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到1972年的《中国声韵学大纲》，他关于中国语言学的论著几乎都有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翻译出版。据说早年间，在他的音韵学论文尚未译成中文出版前，钱玄同就已经拿着其中几页，作上课的教材用。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译者贺昌群也曾说：在语言音韵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借高本汉之力。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文学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日本汉学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最多。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日本汉学家普遍有很好的汉学功底，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又先于中国接受欧美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这两方面的结合，促使日本汉学界产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像児岛献吉郎、铃木虎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児、塩谷温、梅沢和轩等人的著作。这些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的论述，兼有东西之长，比较容易为中国学界理解和认同，因此，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艺术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日本的研究范式一度相当流行。

说到外国汉学的影响，还不得不提及外国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在1930年代前后是又多又快，像成书于1932年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译本，就是典型的一例。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学界对于及时掌握外国汉学动向，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汉学论著的译者，在这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驿骑”角色。

在这里，也许不需要再去重复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这一黄金组合翻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说明高本汉论著的大多翻译者，如张世禄、贺昌群等，也都是很好的专业学者。就连最早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也是经胡适推荐，由当年声名鹊起的新锐陆侃如、卫聚贤合作翻译的。而在陆侃如看来，他们的译介，就说为了“东海西海互相印证”（译跋）。

值得一说的，倒是译过不少日本书籍、不限于汉学著作的孙俍工。孙俍工1924年赴日留学，他本来学的是德国文学，可是很快翻译了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文》、塩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児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通论》，兴趣完全转到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他在各书的译序中，谈到过对中国只有整理国故、保存国故的口号、成绩却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谈到过他要借翻译来使人看到在被我们自己抛荒的文学园地里，经别人代耕，而有怎样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也谈到过如本田成之对于孔子“别开途径”的理解，可为中国学者取法实多（《中国经学史》）。对中日学界当时情况的判断，大概是他译书的动机。据说他在1928年回国任教后，短短几年就编出几百万字的书来，其中像《文艺辞典》、《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国语法讲义》等，有人说都涉嫌抄袭日人（彭燕郊《那代人·关于孙俍工》）。这也大可说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学术，不光是汉学，何等优越。当然，他翻译铃木虎雄、塩谷温的著作，按赵景深的说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颇大”（《文坛忆旧·文人印象·孙俍工》）。

《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鲁译。

另外一位翻译日文书极其勤奋的是王古鲁。王古鲁1920年赴日读的本来是英文系，1926年回国后也教过英文，但是他翻译过的日本书籍，题材广泛而杂驳，涉及小说与经史之学、语言文学、民族和对外关系，既有论述，也不乏考据。由于他对日本学界的追踪，与他对中日关系的观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译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1934年编译的《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1936年编写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都在中国学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在他翻译的文学论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吴梅早已表扬过他在翻译中表现出的专业态度，即对青木正児引书“无不一一检校”，故“可为青木之诤友”（序）。1956年他写信给青木正児，又说此书不仅获得“我国各方面极为重视”，还作为“中文本”，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六种，入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戏曲”条目。说明译作本身成了经典。而这一次的翻译，大概也为他后来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说、戏曲，最后成为造诣颇深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做了很好的铺垫。（来自澎湃历史）

中国词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民初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沿用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外在形式，熔铸了王国维中西哲学、美学、文史的深厚修养和他「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独特生命体验，在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里，开拓性地建构了以「 ”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批评理论，成为中国词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人间词话》对传统词学批评理论的突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是有清一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词派。清代的词学，长期为两派所笼罩。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换言之，自朱彝尊、汪森编刻《词综》后的两百余年来，除极个别独树一帜的词人外，清代几乎没有不受浙西、常州两派影响的词人和词学家。浙西词派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推崇「 ”清空”、「 ”醇雅”词风，以使词适宜传达家国之恨的幽暗情绪。浙西派发展到中后期，由于过度注重风格技巧，内容渐趋空虚狭窄，与社会主潮渐行渐远，最终为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所取代。常州词派奉温庭筠为宗主，提出了「 ”意内言外”、「 ”风雅比兴”的词学理论，又提出「 ”词亦有史”、「 ”寄托出入”之说。但无论是浙西词派的「 ”醇雅”观，还是常州词派的「 ”寄托”论，都是以传统的政治教化观念来发掘词体文学的社会意义，实现以「 ”善”为核心的古典诗学价值目标。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了以求「 ”善”为目标的传统词学观念，直接用「 ”真”代替诗教的「 ”善”，用美学代替儒家的伦理，将词学批评推上了艺术哲学的新高度，其标志就是「 ”境界说”的提出。《人间词话》一开始就确立词学批评的新标准：「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何为「 ”有境界”？王国维说：「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的「 ”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真”。王氏之「 ”真”，主张以「 ”赤子之心”、「 ”诗人之眼”通观古今上下，以宇宙人生为具体对象，同时反观自我的最深心灵，对景物情感有深切感受，达到物我两忘之境。这一「 ”真”源自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如王国维用「 ”真”的标准评价李后主的词，超越了传统词学对其词「 ”德不胜色”的批评，将后主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一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传统词学看来，写景咏物，能讲究比兴寄托，才为词之高格；而在王国维看来，能以赤子之心袒露真情实感，以血书写，不管这一情感高尚与否，同样为词之高境界。这种批评，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词学论著如谭献《复堂词话》倡「 ”折中柔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标「 ”沉郁温厚”，况周颐《蕙风词话》举「 ”重”、「 ”拙”、「 ”大”、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求「 ”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等，无不带有常州派重视伦理价值批评的色彩。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为浙西、常州两派所牢笼，提出以「 ”真”为内核的境界论，是对以「 ”善”为准则的传统伦理批评方式的终结和超越。二、《人间词话》对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建构在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词学批评著作，其价值体现在对于现代词学文本结构方式、逻辑思维方式、词学批评视野等方面，最终深刻影响了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人间词话》「 ”国粹学报本”共64则，分为词学批评理论和词学批评实践两大部分。第一到九则，王国维提出了论词的理论主张。首则开宗明义，提出「 ”词以境界为最上”，明确词学批评的根本标准是「 ”境界”，可谓全篇之总纲。下八则对「 ”境界”进行不同层面的论述。第二则根据艺术创作方法的不同，分为「 ”造景”和「 ”写景”，「 ”造景”即虚构之景，「 ”写景”即写实之景。第三则根据主客体审美观照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 ”以我观物”之「 ”有我之境”与「 ”以物观物”之「 ”无我之境”。第四则承续第三则，据静中得之的「 ”无我”和由动之静时得之的「 ”有我”两境的不同审美感受，境界又有「 ”优美”与「 ”宏壮”之分。第五则是对第二则的补充阐发，根据写实与虚构之景，相应地就有写实家与理想家。第六则是强调境界的内涵和标准，认为不单景物，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之境界，而且惟有真景物、真感情，才能称得上有境界。第七则以「 ”红杏枝头春意闹”之「 ”闹”字与「 ”云破月来花弄影”之「 ”弄”字两例，阐述境界之所出，也即艺术境界之生成。第八则强调境界有大有小，但不能以大小来区分境界的优劣高下。第九则通过与古典诗学对比，对「 ”境界”说做总结，认为沧浪之兴趣、阮亭之神韵等论词不过「 ”道其面目”，不如境界说为「 ”探其本”之论。《人间词话》前九则的内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王国维词学理论的系统观点，是王氏建构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基石。从第十则开始，为《人间词话》词学批评理论的实践运用。其中第十至五十三则，以「 ”境界说”为引领，按年代顺序，从上述八个方面，分别评述历代著名代表词人及其作品。重点论析的词人有：李白、温庭筠、韦应物、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纳兰容若等，并进一步从「 ”赤子之心”、「 ”隔”与「 ”不隔”、「 ”客观之诗人”与「 ”主观之诗人”诸方面，丰富和完善以「 ”真”为内核的「 ”境界”论。从第五十四到六十四则，论及诗、词、曲历代文学样式的演变，试图探讨「 ”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的原因，并将诗、词对举，提出「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要求，最后两则以论述元曲两大家马致远和白朴做结，使王国维构建的现代词学批评体系有了更为广泛的文体适用范围。王国维曾刻苦学习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对一门学科应具有的逻辑结构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盖科学之源，虽存于直观，而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他还意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认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论新学语之输入》）《人间词话》虽然沿用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外在形式，但有别于传统词话率性随意、片言只语的点评方式以及「 ”助闲谈、资考证”的固有性质，汲取了西方思辨的长处，经过精心安排，形成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相对完整的词学批评理论，成为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确立的新起点。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登傅斯年《评〈宋元戏曲史〉》一文，提到「 ”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认为「 ”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突出了《人间词话》不同于传统词话的两大特点，即其结构上的系统逻辑性和理论上的探本求源性。《人间词话》不仅改变了传统词学零碎散乱的批评方式，注重批评文本本身的逻辑性，而且注重理论概念的层次性与整体的系统性，将传统词学批评从文学层面拔高到美学、哲学的高度，为现代词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批评范式。因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仅提出了「 ”境界”等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重要理论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方法，奠定了哲学与文学多层面研究相结合的具有现代学术特征的词学批评体系。《人间词话》三种境界三、《人间词话》在晚清民国的影响及其词学史意义《人间词话》在《国粹学报》发表的1908年，其诗学影响仅局限于「 ”国粹圈”。之后10年未引起更多注意。傅斯年是较早关注《人间词话》理论价值的学者。《人间词话》真正引起学界关注是在其单行本出现以后。1926年俞平伯首次将《国粹学报》上的64则《人间词话》加标点整理，交付朴社出版，序云：「 ”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自此打破了《人间词话》研究的沉寂局面，在晚清民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的八九十年间，《人间词话》逐渐被确立为经典，掀起了现代词学研究史上的一波又一波讨论。在长达千年的词学史上，人们对于词体的认识可谓异彩纷呈、丰富多样。其中经常被人提及的有三种：李清照的「 ”别是一家”说、张惠言的「 ”意内言外”说、王国维的「 ”境界说”。《人间词话》提出的「 ”境界”说，是一个全新的词学观念和词学批评标准。它把「 ”真”放在第一位，强调「 ”真景物”、「 ”真感情”，寻求政治、人伦、功利之外的艺术美，是对传统词学批评模式的一个大超越。王国维用这种全新的词学观念和标准，来观照、审视和评价唐宋以来历代的词学名家名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刷新了人们的词体观，而且建构了一种全新的词学批评模式，创一代风气之先。尽管《人间词话》依然套用了古典诗话、词话的外壳，但内部却融合了西方哲学、美学、逻辑学等知识，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词学批评体系，成为现代词学批评的新开端。《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理论创新、实际应用及深远影响，足以奠定王国维在20世纪词学批评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本文选自《文艺报》 2017-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