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对战一国：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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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对战一国：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的真实原因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先前几十年增长顷刻间化为乌有。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中国在短短二十年，模拟、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一波比一波更激进。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这种追问120年从未间断，探究出许多不同的结果，其中一条最引人关注，那就是许多人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反映中日两国真实力量，而是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因此，许多人将中国之败尽归李鸿章一人。
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打了几十年交道，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甲午战争失败是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历史当然可以这样书写。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所以，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强调：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归于李鸿章，引申强调，由于特殊条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就中方而言，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或许没有西方论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高大，但李鸿章确实是一个令对手敬佩的人，几十年与李鸿章数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鸿章是中国少有的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打了几十年交道。某种意义上，甲午之战是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而战，又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两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即便经过马关议和认真算账，大致了结，但在李鸿章、伊藤博文的感觉中，事情依然没有完。第二年，李鸿章不管年迈路远，也不管朝野风言风语，风尘仆仆前往俄、德等欧美国家，为晚清前途奔波。又过了两年，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国游历，抵达北京迅即前往贤良寺拜望李鸿章，除了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对手的敬意，不忘顺带讥讽李中堂此次欧美之行为中国在北方“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570页)
李鸿章、伊藤博文均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差别，那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相比，还是因时代落差稍逊风骚，缺少了一点现代远见。
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的被动觉醒，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退出。李鸿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异不是先进与落后，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国可以赶上来。
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就比李鸿章高明些，毕竟伊藤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又有机会留学英伦，目睹并真切体会了西方的富强，知道富强对西方来说只是表象，支撑富强的还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
李鸿章给晚清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从强兵到富国，开启了“同光中兴”。
但是，李鸿章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藩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藩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阳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藩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
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使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
李伊天津交涉，现在的讨论众说纷纭。不过，也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大议论”让中国先前一直不愿承认的问题发生质变。朝鲜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附属国，朝鲜如再发生类似壬午、甲申之类事情，中国出兵时，一定会告诉日本。而日本也有类似权力。这远出乎日本的期待。当然，这个共识为十年后的战争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894年5月底，持续数月的东学党抗争让世界各大国心烦意乱，各国在朝利益受到威胁，各国军舰云集朝鲜周边。中日两国由于地缘之便，利益最大。朝鲜政府没有力量稳定秩序，中日两国驻朝外交官格外焦虑。日本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鲜。李鸿章碍于十年前的共识，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奈，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朝鲜政府郑重其事请求中国出兵。
朝鲜的请求使中国找到了法理依据，日本的推动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承认中国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江华条约》后巨大外交收获，因此，李鸿章稍事犹豫还是派兵援朝。
李鸿章记得十年前的约定，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通报出兵消息。日本在获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营予以应对，其规模、动机，不能不让人忧虑。
对于日本的动机，李鸿章没有恶意猜测，但鉴于朝鲜局势在清军抵达后渐趋平静，李鸿章建议中日共同撤军。无奈，日本内部强硬派久欲扭转在朝被动，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本的动议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因而李鸿章不愿答应。李鸿章没有利用外交渠道与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更没有与日本在朝鲜顽强对抗的预案，结果让日本占了上风。高升号事件、成欢驿之战、平壤之战，直至黄海大战，中国一路溃败。不得已，李鸿章在1895年春前往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
马关谈判关涉两国利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中日两国地位转变的分水岭。经过数轮艰难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终于达成共识，并经两国最高层同意。这不是李鸿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独自作出决定的小事。但毕竟此次损失太大，李鸿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谈时依然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尽量让些赔款数额，哪怕作为一个老人回程旅费。李鸿章的哀鸣并没有打动伊藤博文。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使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吃一堑长一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是近代中国前半段的结束，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没有甲午一战，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维新。
历史的因果关联很难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晚期东亚格局的转变，如果不是李鸿章、伊藤博文两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亦敌亦友的东亚双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历史交锋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
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第一次交锋：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第二次较量： 1895年3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地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
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但私下里，两人又是另一种关系。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第三次见面：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 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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