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段祺瑞在面对利益和友谊会如何选择

Posted 2023-01-29 袁世凯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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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和段祺瑞在面对利益和友谊会如何选择

河南彰德是袁世凯遭载沣驱逐后的所居之地。多年前，这里是他东山再起的基地，在他准备重返京城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曾因此欢天喜地，他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们不要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愿意出去”当然是假的，它所表露出的，只是袁世凯对于前途莫测的某种担忧。可是等到袁世凯不再恋栈，真的想回彰德养老时，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沉重。袁克定及其家人急得手忙脚乱，遍请名医，且中西药并进，但都无济于事。1916年6月5日，袁世凯紧急召见段祺瑞。因为自觉得不到袁世凯的完全信任和支持，段祺瑞此前早已提出辞呈，但是当得知袁世凯病势加剧且相召时，他还是携同夫人张佩蘅匆匆赶往袁府探视。

除了段祺瑞，被袁世凯相召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等。他们都坐着汽车而来，随同前来的家人自然也不少，在主人进入袁府后，这些家人聚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老袁的病情。有尚不知情的问道：“总统怎么样了？”得到的回答是：“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那些比较了解情况的则断言：“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去的早一些，见段祺瑞赶到，众人全都移步闪开，以便让他走近病床。病床上的袁世凯虽然神志清醒，还能勉强坐起来，但连睁开眼睛都已很困难了。

一看这样子，段祺瑞就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压低声音问道：“总统有何吩咐，敬请说吧！”见段祺瑞到来，袁世凯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他说：“芝泉，我不行了，以后全靠你了。”说完就闭上了眼。袁氏在北洋军中习惯运用“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不假，但他与段祺瑞的历史关系又有所不同。自小站练兵开始，两人便志气相投，彼此来往频繁，常常一聊就是一天，长此以往，也造就了他们之间绵延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相比于功利的诱惑，友谊和曾经的志同道合总是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不管袁、段曾有过怎样的不快，从重新见面的那一刻起，之前的种种怨恨和不满便已从彼此心中被一笔勾销。过了一会，等袁世凯重新睁开眼睛，段祺瑞忙劝慰道：“总统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袁世凯听后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随即又呻吟起来。在医生的劝导下，众人离开了袁府。段祺瑞离开时脸色阴暗，表情显得非常沉痛。第二天，袁世凯病危。段祺瑞等人再次赶到袁府，在病床前候命。徐世昌轻声问道：“总统还有什么交代吗？”袁世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约法”两个字，病榻旁的袁克定又抢着补充了一句：“金匮石屋？”袁世凯点了点头，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6月6日，上午10点40分，袁世凯于昏迷中去世，史册中属于他的那一页，就这样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段祺瑞究竟有没有因为枪杀学生而下跪和吃素？

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中的表现，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还有一种说他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不符。

首先，段祺瑞在直奉大战后下野，从那时起，他生活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开始每日吃斋念佛。在他看来，这是对过去自己作为军人，动刀子指挥杀人的一种反省，一直到死，他的这种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但与"三一八"惨案却无直接关系。

再来回顾一下惨案当时的发生情景：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正在吉兆胡同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从时间上看早该来了，但还迟迟没有露面，他正想通过电话向执政府方面进行询问，就听到西方传来了枪响。

听到枪声，楚溪春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那边一定出了事故，于是还没来得及摇电话，就乘着汽车直奔执政府而去。

当楚溪春驱车赶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时，看到很多学生拿着小旗迎面跑来，神情都非常慌乱，其中有丢了鞋帽的，有满脸沾满泥土的，还有人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

因为太过拥挤，汽车没法再往前开，楚溪春便下车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了执政府大门前，只见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卫队旅的士兵打红了眼，还在端着枪四处搜寻。楚溪春当即吹响口哨，命令士兵赶快回到自己营房集合。

随后，楚溪春的上司李鸣钟也坐着汽车赶到了。李鸣钟惊慌失措地对楚溪春说：“晴波（楚溪春的字），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溪春无奈回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

段祺瑞当时对卫队旅无实际指挥权限，亦不在事发现场（在吉兆胡同），枪杀学生的命令也不是他下的。在楚溪春返回吉兆胡同之前，他已得到消息，并派侄子段宏纲探视了现场。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在听李鸣钟、楚溪春分别报告情况后，他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今后要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成？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

实际上，吴清源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去了日本，和段祺瑞在北京下棋的可能性为零。“声色俱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段最弱势的时候，李鸣钟直接代表冯玉祥一方，他哪有那么大的威风训斥对方？同样的，尽管段祺瑞始终反对学生游行，可是无论从他每日吃斋念佛，时时反省早年杀生行为的举止，还是由一个成熟政治家对后果的本能预判上，他都不会对楚溪春说出那些不近情理的狠话。

段宏纲彼时就在段祺瑞身旁，他对此进行了坚决否认，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从楚溪春的立场分析，之所以要这么说，不外乎是想推托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贾德耀均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召楚溪春到庭作证。

楚溪春为了让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条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

唯一真实的物证是一大捆学生们用的旗子，因为旗上写着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字样，另外执政府南面楼上的玻璃窗上还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圆孔。

圆孔确实是当场被子弹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而极可能是卫队士兵开枪时打偏了。当时正好卫队旅也有一个卫兵被子弹打死了，虽然楚溪春自己都弄不清这厮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极可能是混乱中死于同伴的流弹，但他就索性以此作为证据，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乃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称惨案发生当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执政府“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在从政的几十年前，段祺瑞的社会声誉不是没有经历过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起伏跌宕，他曾因“三造共和”而到达顶峰，又因“亲日”和对日借款不断受损，其间也是曲曲折折，既有下落，也有回调。

“三一八惨案”厉害就厉害在，它是直接一锤子将段祺瑞砸落谷底，老段的政治声望和资源也几乎全部都被砸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