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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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简介

2、南北朝历史 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简介

裴松之简介:闻喜裴氏是中国古代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这个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业绩。自汉、魏、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两千多年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人才辈出。 在各个学术领域卓有成就者更是指不胜屈。其中裴松之声名尤著。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 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三国志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史著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三倍。

对这四种体例的说明,见于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皆是由裴注得以传世的名文。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 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才是袁术灭亡的关键。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隋书·经籍志》记载,另有《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南北朝历史 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简介:闻喜裴氏是中国古代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这个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业绩。自汉、魏、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两千多年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人才辈出。 在各个学术领域卓有成就者更是指不胜屈。其中裴松之声名尤著。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 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三国志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南北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史著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三倍。

  对这四种体例的说明,见于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皆是由裴注得以传世的名文。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 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才是袁术灭亡的关键。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隋书·经籍志》记载,另有《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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