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使蒋介石受惊后大骂戴笠无能？ 谍战密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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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使蒋介石受惊后大骂戴笠无能？ 谍战密闻
小小年纪打入军统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国民党军统电台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1939年10月，叶剑英派余家英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她有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
屡建奇功戴笠抓狂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和战友们屡建奇功。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获得。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意外事件暴露身份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受尽酷刑壮烈牺牲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 ”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受到了严惩。
吴佩孚缘何在九一八后大骂张学良误国？
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 ”，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很多。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4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不抵抗，敌人冲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着死”，就跑。官员跑，军队跑，往辽西跑，在锦州再成立个辽宁省政府。眼瞅着日本人又奔锦州杀来了，再往关内跑。
不光跑，还要讲理。
张学良看准的这个讲理的地方，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即电话指示荣臻：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也钟情“国联”。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除了期待“国联”惩罚日本、伸张正义，张学良还有“全国抗战论”。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话与判断错误，似乎又对不上茬口了。
有人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放着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有人说不是电报是手谕，由其夫人于凤至保管，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西安事变捉放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只被软禁，而未杀头，是因为张学良掐捏着蒋介石的命门，害怕电报（手谕）公诸于世，就让人觉得江湖政治淹没了民族大义。
认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最重要的依据，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还有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发声：“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上级，自然只能是总司令蒋介石了。
进入1990年代，终于有了谜底。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立即回答：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唐德刚，张学良更是连说5个“不是”：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原来如此。
应为一言九鼎，无须再皓首穷经地“考古”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张学良给蒋介石平反，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怪异的力量，使得许多当事人健在几十年，因而也就并不复杂的也就是一句话的这样一个问题，60来年后才算得以明了？就像一盆浑水，竟然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沉淀澄清吗？
以国家、民族大义的立场、视角，是不是就简单、明了多了？
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忧虑，乃至恐惧、惊骇，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
相关参考
核心提示：后来，蒋介石却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介石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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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不易，请随手关注！作者：毅品文团队刘伯瘟，无授权禁转！抗战时期，军统首脑戴笠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曾策划执行了一系列针对日伪人员的暗杀行动。众所周知，当时的上海、北平都是暗杀谍战的活跃舞台。而除了上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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