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犹太人为什么被欧洲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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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同时赶两只兔,一只也捉不到。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历史上的犹太人为什么被欧洲人讨厌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历史上的犹太人为什么被欧洲人讨厌

2、欧洲历史 列宁为什么会讨厌瑞士

历史上的犹太人为什么被欧洲人讨厌

提起犹太人,一般人会想起两件事:一是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二是《威尼斯商人》里面放高利贷的夏洛特。

《威尼斯商人》里,犹太人夏洛特借给基督徒安东尼奥一笔钱,是高利贷,并定下契约,如果安东尼不能按时还钱,就要在他胸口割下一磅肉。期限到了,夏洛特坚持要求安东尼奥履行契约。

现实中像《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夏洛特那样嚣张,敢公然要基督徒命的应该是没有的。

反倒是“夏洛特”们要经常面对被罚没家产,驱逐出境的惨境。即使小心做人也难保一家平安。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态度也不比希特勒好到哪儿去。

现实中的犹太人是否都是放高利贷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的。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作为聪明能干的少数派,总是犹太人开辟新领域,然后作为主流的基督徒到来,犹太人逐步被驱逐,然后犹太人再去开发新的领域……如此循环反复。

早期犹太人迁入欧洲,从事农业、手工业,开垦了大量荒地,把较当时西欧蛮族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西欧;从事手工业,也因为先进工艺收到尊重,当然在商业领域也一贯表现卓越——是正常的贸易,并不是高利贷。

在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还拥有(至少在名义上拥有)公民权和司法自治权,虽然这两项权利在罗马帝国后期也是名存实亡。

而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一家独大,犹太人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是少数派,成为了永远的异端,或者说是“客民”。

作为异端/少数派的犹太人失去法律地位、财产权和生存权被随意践踏。犹太人游离于日益稳固封闭的封建等级制度之外,随着欧洲封建经济制度的建立,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压缩。犹太人先是被禁止拥有土地——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开垦出来世代耕作的土地,于是他们无法再从事农业,除非作为奴隶。

土地被分封给了欧洲的封建贵族,犹太人被驱逐出祖辈开垦的土地。但还是在手工业表现出色,例如冶炼、染色、酿酒、皮革制作等。

后来主流基督徒的行业协会又把犹太人拒之门外,于是他们无法继续从事手工业。

早期基督徒鄙视经商这个行当,于是犹太人的商业才能被发挥到极致,建立起属于犹太人的商业网络。

中世纪早期,犹太人的商业网络遍布全球,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这时仍然是正常贸易。

犹太人赚取可观的利润,也为西欧诸国的领主缴纳巨额税金。虽然作为富有的少数派异端受到愚民的仇视,但是还是受到贵族的利用和保护。

直到十字军东征。战争毁坏了原来的贸易路线,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抢劫也一再发生。

1095年十字军东征,而就在欧洲的腹地,也发生过贫民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十字军受命去国外消灭上帝的敌人,他们也可以通过杀死自己身边的异教徒犹太人来救赎自己的灵魂(顺便抢夺犹太人的财产)。

于是德法交界处莱茵河沿岸多个犹太人居住区被十字军洗劫,居民被屠杀,财产被瓜分,房屋被烧毁。之后的几乎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伴随着对犹太人的洗劫和屠杀。

10世纪左右,西欧的封建社会更加稳定,主流社会也开始涉足商业贸易领域。

10世纪意大利崛起了诸多贸易共和国,基督徒的商业联盟开始了对犹太商人的大规模打压。比如威尼斯彼时已经是地中海的商业贸易中心,拒绝接纳犹太商人,禁止自己旗下的船只运送犹太人的商品,还试图在其它地方的所有港口都采取类似的政策。

之后汉莎联盟也禁止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所有港口和犹太人的贸易,所有买卖局限于商会成员中,而商会中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

至此,正常的生产和商业活动都已经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他们的活路仅剩下一条:放贷。

既然有商业当然有金融周转的需求,但根据原教旨,基督徒不能从事信贷业。基督徒不做的,犹太人来做。他们开办信贷业务,建立货币流通体系。犹太人的信贷生意越做越大,借款人开始包括贵族、主教、甚至国王。

那犹太人的信贷业务为什么会变成真正的高利贷呢?因为这项业务实际上被当权者用来压榨居民,犹太人和他们的信贷业务被当作了白手套。

犹太人的贷款利息都是得到当地领主批准的。13世纪犹太人的年利率是43.5%。

而掌握政治权利的王公贵族向犹太人收取越来越多的税。

被压榨的借款人只看到“犹太奸商”的利息高到令人发指,不知道其实统治者得大头,犹太人得小头。

居民的愤怒在积累,都指向犹太人。统治者需要犹太人的时候就暂时保护他们不被滔滔民意吞噬,不需要了就“顺应民意”处置他们,或者放纵暴民去袭击他们。

什么时候想要邀买人心了,就宣布从犹太人哪里借的钱不用付利息了。什么时候缺钱用了,就随便找一个的罪名把犹太人的家产充公。

犹太人的生意做得大,却没有合法地位。他们的经济空间是被挤压至此,只能被迫到灰色地带去寻求生路。他们富而不贵,今天在刀口上舔血,明天就是刀下的鱼肉。

犹太人被塞西尔.罗斯将犹太人称为“皇家的农奴”。他们只是因为有一技之长才没有被赶尽杀绝。

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人的每笔贷款必须交10%的税,而犹太人遗产的1/3要交给国库。

这是法律,法律以外,还无休止地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在整个欧洲,犹太人经常因为各种名目被起诉,课以巨额罚款,或者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在西西里,犹太人甚至需要为出生而交税。英国约克郡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多年被勒索之后,死时一文不名。

《威尼斯商人》本身是一本倾向性很强的文学作品,犹太人夏洛特的设定是完全的反面人物。

但是你看他在法庭上的陈词,会窥见历史的真相:“他(安东尼奥)骂我是异教徒……曾经羞辱我,夺取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损,又挖苦我的富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欧洲历史 列宁为什么会讨厌瑞士

 列宁为什么会讨厌瑞士?

  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世界著名的俄国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担任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 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皑皑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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