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竟然租不起京城豪宅？ 宋代房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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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竟然租不起京城豪宅？ 宋代房租知多少
“满城风雨”是现代人惯用的成语，但很少有人深悉文字背后的辛酸。潘大临是北宋黄州(今湖北黄冈)诗人，诗近苏东坡，而贫则过之。苏东坡在黄州尚有“东坡”数十亩地可耕，有“东坡雪堂”可住，潘大临却无立锥之地，只能租借田宅维生。
在一个黄叶纷坠的秋日里，友人谢逸写信问他有无新诗，潘大临懊恼回复：秋来景物皆佳句，只是受俗事牵绊而不能成篇。我昨日闲卧，耳听榄林间的雨声，意兴骤发，起身在墙上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忽然间，地主过来催租。我雅兴顿消，无心吟诗，只有此句奉寄。
宋朝的房租有多贵？精确的数目颇难稽考。和今日相似的是，大城市的租金贵过小县城，富人的相对负担较轻。宋朝的房屋租赁业远比唐朝发达。根由主要有二：首先是因为科举兴盛，士子争跃龙门;其次是由于人货殷繁，商旅奔波不息。每近考期，由于京城会集了成千上万的考生，供需极不平衡，房租也跟着暴涨，尤以地近考场贡院的房屋为甚。南北宋政情不同，但价格规律永远是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周密曾说：“其(杭州)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眉山“土豪”苏洵，租不起京城豪宅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原是“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的浪子，27岁始发奋读书，而将生业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带着孩子，僦居眉山县城纱毂行，经营商业，不出数年，遂成富家。而苏洵也得以笃志于学，卒成大儒。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年)，苏洵领着两个儿子入京备考。眉山“土豪”苏洵却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兴国寺浴室院。
宋朝人口流动较频，来京常住与暂住的异乡人都得寻个栖身处。因此，成为都城的房东就等于手持一张长期饭票。苏东坡的一个堂兄长住开封，因有数间屋宅出租，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宋仁宗的重臣夏竦，见租赁业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广置地产，大办旅馆，成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邸店最广，日入极丰”。
“楼店务”是宋代的公租房，租金低人气高
宋代公租房以其较低廉的租费，吸引了大批平民入住。据官方统计，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开封府共征收134629贯年租，开封楼店务所管的房屋计有26000余间，依此可算出，开封府宫舍的月租约在450文上下。据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记载，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约是100文，上焉者或达300文，而北宋的单日最低生活费约为20文，算下来，一个5口之家只要有2个有收入之劳力，刨除必要的开支，每月还能节余3贯即3000钱，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当是绰绰有余的。看来，在非科考黄金时段，房租并未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靠卖烧饼，武大郎租下一栋两层小楼
对于宋代房租尚未贵得离谱的观点，我们亦可证之于元末明初成书、以北宋末年为时代背景的《水浒传》。古典小说虽不可当真史看，却能反映古代社会的一些侧影。《水浒传》人物武大郎，别看他矮小懦弱，却能光靠卖几笼蒸饼，而在山东清河县租上一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还能将潘金莲养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钱。除《水浒传》外，欧阳修笔下也记载了一户卖饼人家的房租，他们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钱：“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
潘大临混得还不如武大郎，确在情理之中。古时的文人只有一条出路——金榜题名，除此别无他途。但是，科举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古人以“千军万马行过独木桥”喻之，实为妙喻。潘大临终身不第，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到手功名，凭何自存于世呢？幸巧他认识了苏东坡这片“及时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苏移居汝州。他在赴汝前，将“东坡”之田和“雪堂”居所交给潘大临兄弟照管。东坡田园虽不广袤，却足以让潘氏兄弟免于饥寒，潘大临再也不用忍听那些令人晦气的索租声了。
宋代的生活质量很高 但宋代京城房租高不高呢
《清明上河图》画了许多民居，城外农村的民房很简朴，瓦房与茅屋相间;城郊则尽是瓦房;进入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较考究了，或庭院深深，或小楼耸立，多窗明几净。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宋人居住条件的城乡差别：农民住得差些，市民住得好些。总的来说，在城市，宋朝的砖瓦建筑比例应该是超过前代的。
有一位叫作成寻的日本僧人，北宋熙宁年间来到中国旅游，他看到，从钱塘江到杭州的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杭州城内更是高楼林立了(三至五层高的多层建筑在宋代大都市已很常见了)，《梦粱录》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有钱人家对住宅非常讲究，明人笔记《菽园杂记》说：“江南自钱氏以来，及宋元盛时，习尚繁华，富贵之家，于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近在栏槛间，名楼子牡丹。”
但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许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连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朝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朱熹也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南宋的临安居民，也多租房，“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
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宋人认为：“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意思是说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政府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在都城与各州设“楼店务”，负责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赁市场这块大蛋糕。
那么宋代的房租高不高呢?这得看城市、地段、房子大小。《梦粱录》说临安的“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不过没有提供具体的数目。另据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在北宋京师，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约每月数贯到数十贯。其他城市的房租则便宜得多，如濮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间每日租金为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日只需三五文钱。当时一名城市底层人的日收入，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
宋政府对公共房屋租赁业有一条规定：“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租)。”即法律要求从租赁关系确立之后的第六日开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因为租房者需要几天时间用于搬家、清洁打扫之类。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照顾了租客的利益。
宋代也有“廉租房”。“楼店务”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北宋天禧元年(1017)，汴京“楼店务”共有23300 间公租屋，一年租金总收入为 140090 贯，可以算出来，一间公租屋的月租金约500 文。天圣三年(1025)，汴京“楼店务”经营的公租屋有 26100 间，年租金收入为 134629 贯，每月约 430 文。这个租金是低于市场上的私人出租屋市场价的。在南宋临安，政府还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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