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堪比东厂 曹操是政治特务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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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堪比东厂 曹操是政治特务的鼻祖
电影《锦衣卫》的开播，身边许多人便认为大明王朝是“特务机构”最多、特务最猖獗和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是朱元璋开创了利用“特务”秘密刺探消息、监督官与民的先河。
这可能有点“抬举”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了。其实，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病特重，对谁也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民间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这是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赵达。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古典古籍里着墨不多，但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与大明王朝官员和百姓听到魏忠贤、刘瑾的恶名立即惧怕的心理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曹操说的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起码没把校事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史书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多达万计，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还民公道。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特务”构陷起“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东、西厂和锦衣卫诬陷的案件逊色。
在“特务”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越往后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撤销校事一职。
三国使用校事小考
校事，是三国时代魏、吴两国设立的特殊的官吏。《辞海》给它下的定义是：“古代掌侦察刺探的官。”俞正燮《癸己存稿·校事》载：“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或谓乏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官。”它的职责是作为皇帝或执政的耳目，刺探臣民言行。校事原来并非两汉常设的官吏，开始时只负责典校朝中重要的文书，属于中书令或中书监，后来进而为皇帝暗中考查大臣，刺探消息。再以后，由于皇帝信任，权力越来越大。魏国曹丕时，校事上察官庙，下摄众官，致使其中有的人擅作威福，百官对他们又恨又怕。吴国孙权信任校官吕壹，大原诸葛谨、陆逊对他都无可奈何，大将潘？F甚至要和他同归于尽。
这一类人，历史上早已有了，不过可能没有作为职官中的一员。周历王使卫巫主持监视国人，只要发现有谤王者，一报告就杀掉，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当然不是卫巫一个人能作到的，他手下必然有一群类似校事的人。秦始皇时“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连偶语者能察觉到，可见负责刺探者人数之多，但周、秦官制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三国中魏国的曹操是第一个设校事官的人。
1.魏国的用校事
曹操始设校事之官，只是设官的年代，史无明文记载。《魏书·程昱传》附昱孙《程晓传》说，当年武皇帝指曹操草创大业的时候，因为部下官吏不齐全，又一直作战，恐怕已占有之地民心不服，闹些小乱子，应该设法加以密查，为了“广耳目”而设校事之官。据此以考，校事的设立在建安八年至十三年之间，应是有根据的。因为八年，曹操打败了袁绍，基业开始巩固，正是要稳定内部之时。十三年，他下了一道求才令，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风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从此可以补齐所缺的官职，不是那“众官未备”的时代了。因此，他设校事官，比孙权要早得多。
魏国罢校事，据文献所载，是在齐王芳嘉平年间，因程晓上疏痛论校事的害处，才正式去掉这种官职。不过很难说这就是信史。魏国自曹丕称帝，明帝曹睿继之。明帝死时，儿子曹芳年幼，特地“托孤”给曹爽与司马懿。曹芳在位的前九年，年号正始。他的叔父曹爽掌权，还是曹家的天下。后来司马懿用阴谋杀了曹爽，从此大权转入司马氏手中。正月杀曹爽，四月改元嘉平。程晓偏偏在这个时候上疏请罢校事，分明是为了暴露曹家的苛政，有向司马懿讨好之意。以后到了嘉平六年九月，司马懿废皇帝曹芳为齐王，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叫部下杀了曹髦，贬为高贵乡公，立曹奂为帝。司马炎干脆让曹奂让位给自己，灭魏，建立了晋王朝。从实质上说，嘉平元年以后，魏国等于灭亡了。这时，魏国虽罢校事官，司马懿改头换面的暗探制度仍未停止。
可见，校事的设立贯串了曹氏王朝。程晓说得很清楚，曹操对校事“检御有方，不至纵恣。”到了曹丕时，校事的权已经越来越大起来，坏事也作得大了。
“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疫病……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权力没有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会说大话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好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魏书·程昱传》
这些校事，笔杆子就是法律，造冤案不允许复查，有选官的权力，办事苛暴，假借天子的名义吓人，手下还有一群好吏。关于最后一点，《三国志》中还留下了一点线索。《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五月条下，裴注引《魏略》：“王曹丕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这“刺奸”就是校事的小爪牙。
程晓提到了一个校事尹模，说他“公于目下肆其奸*，罪恶之著，行路皆知。”《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还提到一个叫刘慈的校事，数年间“举吏民好罪以万数”，其中枉屈的人非常之多。另有一案例。毛？d，曹操为兖州牧时，就被辟为治中从事。当时，他向曹操提了两个建议：一、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二、备耕植，蓄军资屯田和恢复农业生产。对曹操的霸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后他替曹操典选举管任用干部，“其所举用，皆清正之上。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有名，但品质不好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连曹丕推荐“亲眷”，他都婉言拒绝。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曾暗害他，被曹操保全了。但后来有人出奇制胜，向曹操告状，说毛？d看到有造反者，妻子被沦为官奴婢，便公开说，导致天旱，就由于这个原因，曹操相信了，“大怒，收？d付狱。”管刑狱的钟繇要他“具以状对”。这本是莫须有的事，毛？d直气壮地说：“臣不言此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无有时、人，说臣此言，必有征要证据，乞蒙宣子之辩，而求王叔之对和告发人对质。”《魏书和洽传》写得更明白，告发毛？d的是“言事人”。和洽支持毛？d“要宜考核对质，两验其实。”曹操却说：“所以不考，欲两全？d及言事者耳。”言事者，无疑是校事。曹操当然不会让他们和毛？d对质。曹操也没有让他们“两全”，毛？d被罢官，“卒于家”。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亡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杀孔融、杀杨修、杀崔琰，特别是杀他称之为自己的张子房的荀？？，以毛？d之例推之，其中不能没有校事的作用。《崔琰传》的末尾就露出了蛛丝马迹。文帝曹丕这个人，虽然有的学者把他很是推崇了一番，但政绩平平，倘若加上校事用事形成的腐败政局，就是中人以下之才。后人评论曹操、曹丕，评论魏国政治，可惜没有把用校事摆进去，就很难说全面而公平。诸葛亮杀马谡、黜李严，二人过失明显，自己都承认。今之学者，却议论纷纷，说诸葛亮忌才、擅权等等。杨修才智过于马谡，李严也远远比不上荀？？，曹操无罪而杀二人，倒很少有人评论，这也难说是公正。
曹操竟是将私人侦探发扬到特务政治的鼻祖
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特务监视臣民的皇帝，是周王朝第10任君王姬胡，即周厉王。他为了禁止臣民对他的“诽谤”，从卫国找来一个巫人，让他四下打探，发现谁背后说他老人家的坏话，立即向他报告。这个卫巫，便是充当特务的角色。
周厉王仅用一个卫巫来监视臣民，当然算不上什么大手笔，而他也未封卫巫什么官职，不过是让他做自己的私人侦探而已。到了三国时期，周厉王的手段被乱世枭雄曹操拿来，并且设置“校事”一官以“广耳目，察群下”，监视臣僚。以往的皇家私人侦探，从此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开始公开为主子效劳。
校事的职责是侦探、检举、处置对曹操心怀不满或有反叛嫌疑的文臣武将，他们只对曹操个人负责。校事的头目为卢洪、赵达等人。起初曹操只让他们担任侦探工作，并未授予他们拘捕、审讯和判决的权力，故这帮家伙开始还算守职，所谓“检御有方，不至恣纵”。后来，曹操令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也即朝廷百官皆在他们的监视侦察的范围之内。
曹操有了这帮特务，便可身在宫中而明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而大小官吏一不小心便要倒霉，甚至掉了脑袋。
曹操为了整顿臣僚的风纪，曾下过禁酒令。一天，尚书郎徐邈闲来无事，在家中喝酒至醉，被赵达发现，即对他进行盘问。徐邈不说自己喝醉了酒，而说自己“中圣人”。赵达认为他不但违犯禁酒令，而且出言傲慢，自比圣人，立即向曹操报告。曹操得知后大怒，要拿徐邈治罪。徐邈的朋友、大将鲜于辅闻之，急忙到曹操那里为徐邈求情，他解释说：“那些爱喝醉酒的人平时称酒清为圣人，酒浊为贤人，并非以圣贤自比。徐邈为人一向谨慎，不过是喝醉了酒偶尔说了句醉话罢了。”徐邈这才免于刑事处分。
曹操早年有一个朋友叫许攸，后来到袁绍处做了幕僚。官渡之战后，许攸背叛袁绍，投奔曹操，为曹操击败袁绍献策献计。许攸仗着与曹操以前的交往，又为打败袁绍立下了不少功劳，便有些居功自傲。曹军破冀州后，他喊着曹操的小名，开玩笑说：“若不是我，这冀州城恐怕你难打下来。”曹操听了，大为不悦，但又不好为这一句话治他的罪，便强笑道：“说得是。”后来，许攸随曹操离开邺城，出东门时对别人说：“这家若不是我，焉能出入此门？”一个校事立即把他的话报告曹操。这一次，曹操不再客气，给许攸捏了罪名，将他逮捕入狱，随后将他处死。
曹魏时期，因曹操和他的儿孙们任用校事，致使告密成风，因校事告密而获罪的，当然不止上述数人。功臣名将尚且如此，一般官吏可想而知。
《三国志·魏书》中关于曹操发怒的记载，可谓多矣。曹操一怒之后，不是有人下狱，便是有人掉脑袋。至于曹操发怒的原因，大多由于有特务向他报告某人之言行所致。曹操以猜忌好杀著称于史，而公开委特务以官职，利用校事监视臣僚，也为中国历史第一人，他可谓是搞特务政治的鼻祖。
曹操搞特务政治的手段，被后世许多帝王采用，且与时俱进，不断发扬光大，直至明朝的朱元璋统治时期，将其发展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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