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贩运与贸易是怎么促进商业的发展的

Posted 2023-01-08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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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贩运与贸易是怎么促进商业的发展的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

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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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成本:阻碍汉朝商人发展罗马式经济的重要因素

在古典时代的世界大部分地方，商业行为都容易受到农本思想的鄙夷。无论是东方的大汉王朝，还是西方的罗马帝国，都有大量反应类似情况的法律和舆论。但两相比较，在罗马进行贸易还是比在汉朝贩运货物要方便不少。除了税率高低差异，借贷成本也是阻隔商贾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业运营永远离不开资金借贷资金永远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因此，是否拥有良性的贷款环境，就成为了商业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这一点上，国祚数百年的汉朝表现非常糟糕。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被允许用于农业和商业的贷款利率分别为20%。但这个标准只是基数，从没有任何法律设有上限，以至于利息经常会暴涨到100%。例如在七国之乱时，借贷给朝廷的无盐氏就获得了翻倍收益。汉朝的民间高利贷成本非常可怕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税率习惯源远流长，并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被朝廷所排斥。因为早在周穆王时的舀鼎铭文就有记录，罚息指标设在100%的超高位水平。到北宋时，才有法令让富民还贷数量不得超过借款总额，违者将被没收全部所得。由于是被比较严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录，才让我们得以确定当时的借贷成本有多么高昂。虽不能说变态的100%利率是唯一指标，但从官方的态度来看也仅仅是不能逾越。汉朝的铜币价值有限也让货币流转成本增高除了民间借贷成本高昂，汉朝宫廷的官方贷款利率同样不太友善。王莽变革时，就曾为了遏制高利贷而提供专门的朝廷贷款，但这种低息产品的利率都都高达10%的年息或3%的月息。一旦有人逾期不还，就会被罚作刑徒处理。因此，对当时的汉朝商人而言，要么选择20%-100%的民间高利贷，要么是10%的官方低息贷款。风险就是在逾期后沦为国有奴隶。考虑到选择后者的商人大都实力非常有限，其结局也势必不会太过好看。罗马同样有着各自高利贷罗马的高利贷问题同样严重，但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危害并有相关应对。早在公元前494年时，元老院就迫于债务平民的压力，对借贷履历做限制。到公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颁布，利息的上限就被规定不得超过8.33%。此后，基层的保民官又进一步将利息上限缩减为原来的50%。虽然这不可能阻止高利贷行业存在，但当商人被高利息所困扰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元前357年，共和国当局又通过相关决议：允许债务人将已支付的利息抵扣本金，剩余本金再做分期支付处理。后来的凯撒也在公元前48年时，利用重新测算财产价值的方式，减少利息的本金。到了提比略皇帝的时代，更有一群债务人向官方控告债权人违反相关法律。由于被告牵扯到全体元老，所以惊动了皇帝本人。结果使所有债务被要求以法律规定的利息偿还。提比略皇帝曾出面干涉元老院非法借贷除了民间贷款，罗马官方有时也发放无息贷款，解决破产商人的资金问题。提比略皇帝就曾在商品大量滞销时，将1亿塞斯退斯铜币发放给兑换所。不仅用于发放抵押贷款，还对贷款者给予3年的免息优惠。罗马人对利息的控制，让商人能以较低的利息从事商业活动。这无疑为商业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巨大帮助。罗马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合理的资金结构当然，总有人会将罗马的商业繁荣归结于地理因素。从共和国后期到帝国时代，他们都坐拥整个地中海世界，对外还有北海、黑海和红海这样的次级市场。即便是在内陆地区，同样有莱茵河、多瑙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适宜航运的水系，可谓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让罗马商人的运输具有很多的优势。因为水运效率到今天都高于陆地物流，也不需要大量的牲畜消耗粮食，拉高商业成本。地理属性往往被认为是罗马商业发达的最重要因素罗马时代的航运主要集中内河与沿岸但汉朝同样不缺乏漫长的海岸线与辐射范围甚广的复杂水系。先秦时代的山东半岛和苏北沿岸，就曾有过繁荣的早期海运通道。至于南方的各沿海群岛之间，也有专门以海吃饭的定居者。如果商人与之合作，完全可以发展出城规的航运力量。内陆的黄河、淮河与长江，同样是商船能加以利用的交通大动脉。至于彼此交错的次级河道，作用同样值得期待。然而，汉朝商人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幸运，岂能嫉妒人家罗马的商业船队更多？汉朝同样不缺乏海岸线与内陆水系汉朝商人同样有机会走向世界罗马商业发展的真正优势，在于长期的税务和公共事务外包，促成公司运作模式的出现。合伙人与出资人联手，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源源不断人力资源，大大提高了商业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类似的情况在汉朝不仅少之又少，所花费的成本也足以让绝大部分人都望而却步。这就让汉朝的商业发展始终受到限制，经济水平完全不如罗马。后世总有人希望计算出长安宫廷的经济总量优势，却从未想过如何吹捧两汉的市场经济活力。这种粉丝层面的自动取舍，恐怕也是双方经济结构性差异的最好写照。特别声明：本文为自媒体平台「 ”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