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究竟输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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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究竟输在什么地方
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
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
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
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
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
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小编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
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
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
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激励乏术,输在德行。
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所谓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
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
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
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
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
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
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
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舰队输在什么地方
我是新一帅比,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一个通俗易懂的答案。中日甲午海战,我认为中国舰队会输其根本原因输在了中国的:“软实力上”。甲午海战指的是1894年9月17日中国和日本发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的一次海战,该次海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导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中国甲午海战不是输在了军事装备上,而是输在了软实力上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日之间装备的对比。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夕,双方的军事装备是差不多的,甚至可以说日本当时的装备是略逊色于中国的。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先后走上一条求强求富的道路,其中,中日两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代表着两国海军建设的最高成就。从总体来说,在硬实力方面,日本不如中国。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7.6%,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日本多几倍,大清国的陆军达100万人。而日本陆军只有7个师,20余万人。大清国的海军与日本舰队的总吨位相差无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是近海作战,而日本漂洋过海到中国的领域作战,无论是从物资还是人员的输送上面看,日本都是不及中国的。
清政府的腐败,是导致中日甲午海战战败的直接原因,军队的作战经费不足。19世纪末,全球列强都在关注海域和殖民地资源,海军建设就成为了头等大事,中国也不例外,北洋的兴起就是见证,但是此时的中国,正逢一件大事,慈禧太后的生日。1892年1月成立了万寿庆典筹备处,由礼王爷世铎总办,按照仪程,要从紫禁城西华门到颐和园东宫门所经之处,设立60个经坛、戏台、牌楼、亭阁等景点,今天也就20公里的路程,平均1公里3个景点,全国的织造衙门倾全国之力,准备10万匹彩绸以供庆典使用。在1894年7月,中日爆发战争,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把庆典费用移作军费,慈禧太后非常不高兴,说出了流传千古的金句“今日令吾不欢者,我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今天你让我不高兴,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得,谁还敢说什么啊?一切雕梁画栋亭台楼阁照旧建造,
在大连、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宫中度过了她的60大寿,她的寿典前前后后花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了440万两左右。而此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整合花费也是巨大,军费紧张,有数据说日本在甲午海战前军费支出仅是清政府的60%,后来日本天皇决定在自己宫廷经费中拨出款项,再从官员中抽薪1/10,用于海军建设,举国上下士气高昂,尽管如此,费用依然捉襟见肘,但是日本学习了西方的经济和金融手段,发行国债进行战争融资,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民间募集了9000多万,政府募集了2500多万,折算成白银670多万两。购买了原本清政府在英国定的两艘巡洋舰,因为清政府没钱支付,被日本买下,并改名为“吉野”号、“浪速”号,同时大力发展海军军备。
甲午海战之前,水军提督丁汝昌曾经就向政府提出要配备速射炮,需要白银60万两,李鸿章以国库无银拒绝了。直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眼看自己要被革职查办,才上奏朝廷银两所储情况:汇丰银行107.7万两,德华银行44万两,怡和洋行55.96万两,开平矿务局52.75万两,总计260万两。有一大笔银子存在外资银行,却没钱配备火炮、没钱购买军舰、没钱补充弹药,尽管北洋舰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拥有最先进的舰船和最优秀的水军官兵,但是10年来基本没有更新战舰,也没有补充物资,所以没钱假的,却也是真的,钱都被层层盘剥了,到海军身上的,确实所剩无几。所以再厉害的军队,没有了装备的支援,打出来的炮弹自然也就成为了哑炮。
一.从思想上看,日本的文化软实力确实比中国强了很多。
日本海军同日本的其他军队一样是“天皇股肱”,按照西方列强模式创建。日本海军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忠君”、“勇敢”、“服从”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与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国家利益观相结合,形成了海军军官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观念。清朝海军方面,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将生死置之度外,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
二.从科学文化上看,中国还处于封建思想中。
日本内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海军军官上,认为这是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因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之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为此,日本设立了大量的海军学校,其技术院校门类齐全,指挥院校高级、中级、低级搭配。还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留学生数量大,留学国家多,学习范围广,学习时间长,不仅学习军事指挥、军事技术,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据考证,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的初级海军学校毕业生,有的还在高级海军军校学习过,不少人留学期间还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虽然清政府也开办了大量的海军院校,数量不少,但起步晚,门类也不齐全,指挥院校仅有封建习气浓厚的初级院校两所,规模不大,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军事课程内容较少,儒学教育课程较多,出国留学的比较少,仅三批30余人。北洋水师远洋训练相比日本海军而言开展得少之又少,一则经费所限,二则人员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于形式,管带只是个驾驶航行的普通船长,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指挥员综合素质的作用。
三.从心理素质看,中国战胜的决心的确是不足。
日本海军军官中存有强烈的侵略意识,严格而又残酷的军事训练、长期的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海军军官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他们意志顽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陆海协同等多种方法攻打北洋水师。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佑战后撰文指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十分勇敢,但在黄海海战中竟然临阵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军打怕了,其他管带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黄海海战中,“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惊慌失措”,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都由杨用霖一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更是“心慌意乱”,日舰未进入火炮射程内就匆匆下令开炮。
纵观全局来看,中日甲午海战战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科技水平上都是闭关锁国的政策造成的落后。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日甲午海战是一个落后封建大国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事实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唯有科学和思想的进步才能曲线救国,否则再强大的大国面对小国的侵略所做的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
以上是个人的浅谈,如有错误的地方,请斧正。
日本(95)海军(7)海战(1)相关参考
公元200年,袁绍率领大军南下官渡。曹操用计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击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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