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最高权力的曹操为何至死都不敢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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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瞄准还不是射中,起跑还不算到达。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曹操为何至死都不敢称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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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最高权力的曹操为何至死都不敢称帝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一部《三国演义》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而且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来形容更显客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汉献帝刘协倒有“皇帝”的名号,可又有什么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已经非常满足了。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曹操当然满足了,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那样反而会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陷于被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曹操大权独揽为何至死不称帝
曹操大权独揽为何至死不称帝
曹操与献帝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孱弱的一把手与强大的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有着正统名分的皇帝与实权在握的大臣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汉献帝屡次欲杀曹操却不能成功?而曹操即使拿到了衣带诏仍继续扶持汉献帝?这里有着诸多权力与政治的要素。我在《曹操与献帝》一书中写出了这二人在与其相联系的政治格局中丰富而复杂的关系,有些地方或许会让读者吃惊。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柯云路在中国文坛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时他的每部新作问世,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大讨论。比起文学成就,他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对社会脉搏的敏感意识和准确把握,凭借着《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龙年档案》等一系列作品,柯云路用文字呼应着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可在上世纪末,经历了其他领域的写作并引发争议后,柯云路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2014年初,柯云路以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曹操与献帝》重回文坛。围绕这部新作,记者专访了柯云路先生。
“希望我的曹操能令人耳目一新”
柯云路选择这样一个三国题材作为复出之作,让不少人吃了一惊。毕竟在很多人心目中,柯云路的招牌还是现实社会题材。况且三国题材的作品已经有太多太多,如何突破是个不小的难题。对于选择这一题材的原因,柯云路答复道:“三国时期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其中有大量文学素材。而曹操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一直对他感兴趣。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在长篇小说《衰与荣》中就曾借省委书记顾恒之口引用过《纲鉴易知录》中关于曹操的一段话。那段话所表现的曹操,人们并不熟悉。我讲的是一个新故事,只是取材于三国时期。希望我讲述的曹操能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本书的尾声,柯云路这样写道:“史家大多认为,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奠定了中国随后被晋朝统一的基础。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曹操与汉献帝一同奠定了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两人二十多年的共事,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平衡体制。”书名《曹操与献帝》也显示,这本书是把汉献帝放在了一个与曹操相当的地位,这在之前的三国叙述中比较少见,对此柯云路解释说:“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三国演义》及各类史书多有简单叙述。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孱弱的一把手与一个强大的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着正统名分的皇帝与实权在握的大臣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汉献帝屡次欲杀曹操甚至亲手写下血诏却不能成功?而曹操为什么即使拿到了衣带诏仍不能不继续扶持汉献帝?这里有着诸多权力与政治的要素。我在书中写出了这二人在与其相联系的政治格局中丰富而复杂的关系,有些地方或许会让读者吃惊。”
除了宫廷政治,还有爱情和管理学
相比起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更让读者吃惊的,也许是里面爱情的部分。小说虚构出了一个名为“白芍”的女子,让她与曹操生发出一段爱情,这段爱情在全书中占了极重的分量。虽然从以往的例子来看,为经典人物添加爱情故事常会招来恶评,但柯云路表示并不怕非议:“众所周知,曹操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诗人,他留下的诗文至今还被吟诵,这样的人物或许该有非同凡响的爱情。我感到欣慰的是,至今的反馈中,读者对书中的爱情描写印象深刻。”有读者说,虽然全书未用一个“爱”字,但从曹操眼光独到的对白芍的欣赏,让我们更深层次的看到曹操作为大男人的另一面——外表强大而内在柔情,渴求女性理解和欣赏。
如此看来,这并不是一本单纯讲述宫廷政治的小说,不同的人看,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盛大文学的侯小强在微博上推荐这部书时就表示,他觉得小说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对现代职场的指导作用,小说中的曹操、汉献帝、刘备分别代表三种管理方式。柯云路对此回应道:“作为一家大公司的CEO,他的阅读或许带有管理者的角度,这种解读也算一家之言。从这个角度说,我在书中其实写了四种管理方式,除了曹操、汉献帝、刘备外,还有袁绍。袁绍作为当时北方最强势人物,大战之前优柔寡断,听信谗言,最终落得被曹操大败的下场,说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对于战局的成败有着攸关重大的影响。”
回应气功题材争议:从未后悔过
柯云路曾被称为“最会变脸的作家”,他写作的领域极广,在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甚至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门类之间不停穿梭,这次又转换到了历史领域。柯云路对记者说:“我从没有刻意地转过型,只是遵从自己的叙述冲动而写作,只写自己当下最想写的东西。关于写什么,我经常面临多种选择,常常有可能一个酝酿多时的题材反而会被搁置,而一个突发的灵感却使写作转了方向。就像《曹操与献帝》,虽然做了多年的准备,做了大量的阅读和笔记,但写作却是近几年的事。”
能够先后涉猎如此之多的领域,这也很让人好奇柯云路怎样储备如此巨大的知识量,他对此解释说:“写作领域的广阔源于生活兴趣的广泛,我的大量阅读与研究是非文学的。许多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认为人生大致如此,不再注意学习,导致生命状态的老化。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但年轻的心态很重要。要不断更新自己,对生活保持虚心的态度。虚心很重要,永远不自满。”
在这么多领域中,对“生命科学”的探索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面对这段过往,柯云路已不愿多谈。对记者的提问,他这样回应:“对于自己曾经的研究和写作,我从未后悔过。我从那些跨领域的研究中获益良多。之所以不愿提及,是因为目前缺乏平等讨论的环境。我不着急,还是那句话,‘寄希望于时间’。”
对话柯云路
贵阳晚报:在您以往的写作中,“权力”和“传统文化”大概可以作为两个关键词,《曹操与献帝》再一次涉及到了这两个问题,您为什么会对“权力”和“传统文化”保持如此长久的关注兴趣?
柯云路:首先,权力是各种社会利益的集中点,是各种势力的第一争夺目标。对权力的角逐能够充分展示人性与社会,这也是我写官场的原因之一。我对传统文化做过许多研究,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贵阳晚报:这几年媒体和学界兴起八十年代回顾热潮,您又属于八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现在回看八十年代,您会如何总结?对八十年代留存的最鲜明回忆有哪些?
柯云路:社会变化太快了,现在回看八十年代,似乎已经非常遥远。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人们显得更务实。回看那个年代,我常常觉得在看“老照片”,所谓“相隔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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