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围绕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自己的成长和感悟写一篇600字的文章

Posted 2022-07-28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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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自己的成长和感悟写一篇600字的文章

今天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日子，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公元2005年8月15日。60年前，我们的先辈、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8年抗日战争的宝贵胜利——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先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在军事上不屈不挠。60年后的今天，公元2005年8月15日，120余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关村管委会的带领下，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在科技上......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日子，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公元2005年8月15日。60年前，我们的先辈、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8年抗日战争的宝贵胜利——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先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在军事上不屈不挠。60年后的今天，公元2005年8月15日，120余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关村管委会的带领下，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在科技上、在经济上更加不屈不挠。
“自主创新、产业报国”是我们此次所有民族企业宣誓的主题，我们誓言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园区管委会的指导下，整合园区资源，并且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加强研发创新，振兴民族信息产业，为国争光。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令国人感到骄傲，在很多领域已经追上并超越了国外品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看我们的周围，会发现越来越多高质优价的民族品牌，已成为更多全球消费者的选择，一大批令国人骄傲的民族品牌，使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自信心——中国品牌一定能追上并超越国外品牌。
同样，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华旗资讯依靠六赢理念，在多个领域已经逐渐超越了日韩等国外品牌：2002年，爱国者成为国内移动存储和优盘行业的第一名，市场占有率至今已连续4年保持第一，带动中国移动存储行业大规模领先于国际；特别是爱国者MP3数码产品，在研发推广的第一年即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2004年，爱国者MP3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二名韩国品牌三星的两倍，日本品牌索尼的十倍，成为数码领域首个领先于众多国际对手的民族品牌。
现在，我们更加自豪的宣布：爱国者数码相机在民用中高端领域胜利突围，打破了日本品牌的垄断，我们将开始攻克日本品牌在民用电子产品领域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数码相机领域。今天，公元2005年8月15日，爱国者在全球同步推出一系列高质优价的民族数码相机精品——稍后，大家可以在科贸电子城内看到爱国者在全球同步上市的V815系列数码相机，其中的80系列是第一款中国人自已研发、中国人自已制造、中国人自己品牌的、达到国际品质的800万像素数码相机。另外，爱国者数字水印数码相机，是全球第一台具有内容保真和版权保护的数字水印数码相机，此项技术刚刚纳入了国家863计划。今天，在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代表华旗资讯全球各分公司，郑重宣布：爱国者V815系列数码相机现在起正式上市！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跻身世界顶尖品牌、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奋斗目标。在民族品牌全面崛起的大环境中，华旗资讯正以饱满的民族自豪感，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民族文化为本，以自主科技创新为核心：立志于攻克日系品牌最具挑战性的坚固堡垒——数码相机，赢得全世界消费者的尊重；立志于让爱国者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立志于与其它民族品牌一起团结奋斗，让中国数码产业为世界所瞩目，让“中国创造”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骄傲！
谢谢大家！

围绕“学党史、感党恩、树信念”这一主题，结合自己的成长和感悟，写一篇作文。800字以上

党在我心中
小时候，党在我心中是映照着红旗的隆隆炮火，是攻城拔寨勇往直前的人民解放军的嘹亮军歌，是潘冬子向往的红星，是八角楼上点燃的灯火，是纪念馆中斑斑的血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振臂高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留给兰考人民的新生活，是墙上的巨幅画像中毛主席庄严宣告的新中国……
那时候，党在我心中是遥远而神奇的。从南湖上的画舫到陕北的宝塔山，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四渡赤水到百万雄师过天堑，展开的是一幅传奇般的画卷。系上红领巾的我开始注意，家乡的泥泞小路变得宽敞平坦，偏僻的小城里人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蓝天，大人们说：“党的政策好啊！”党在我心中，变得伟大、亲切、看得见。
在党的指引下，成长的道路充满动力与生机。雷锋这个好榜样的力量让我思考怎样去学习和做人。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洋溢的壮志与豪情，体现的力量与胸襟，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惊叹和自豪于在党的领导下，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香港、澳门回归的庄严与喜庆，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强盛与尊严。党的政策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信心百倍地面对机遇与挑战。西部大开发的决策赋予了荒漠新的希望诗篇。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一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飘扬的五星红旗是那么的鲜艳；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会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仍无悔无怨。党在我心中，渐渐变得崇高、清晰、新鲜。
祖国正在前进，党正在发展，我正在成长，党已深深地烙在我心中．我知道，我还会继续为他感动，为他雀跃，为他思索。从那时起，党在我心里是一座丰碑，是一个灯塔，是一面旗帜，让我敬仰、引我前行、促我奋进。于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了我最大的心愿。岁月如梭，我蜕去青涩，在这个党性锻炼的大熔炉里，我快速的成长着。孔繁森、李素丽、陈金水这些优秀党员的事迹一次次感动了我。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没有硝烟，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最艰苦、或最平凡的岗位上，但他们一样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把自己的宝贵青春和满腔热血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们让我更坚定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决心。
党在我心中，又是那样的睿智、成熟、卓有远见。岁月的长河终于汇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洪流，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着日趋激烈地国力竞争，党任重而道远。在前进的道路上党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距离。有些人因此产生疑虑,担心党能否经受住考验，能否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去年年初，党中央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作为一名基层普通党员参与其中。在这几个月中,我认真学习了《读本》和《党章》，重温了党的历史，我陷入了沉思。我们的党历经风雨、历经坎坷，几十年来励精图治，粉碎了西方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预言，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中国终于崛起于世界的东方，重显东方巨龙的风采。试问还有哪一个政党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我们党有许多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的周围就有着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默默地忘我地奋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无私无悔，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着在党旗下的誓言。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我更自豪，因为我是这伟大政党的一员，我要奋斗，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有人问我，党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我可以自豪地说，党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一盏指路的明灯；如果有人问我，党在我心中有多重？我可以郑重地回答，党在我心中重千斤！

写一篇历史遗迹的游记文章（侧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感叹）450字

云南
一、汉习楼船
汉武帝初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见邛山（在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身毒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那大夏一定离蜀地不远，于是建议开通一条从蜀地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武帝就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身毒。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两千里地，都没有找到。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今天大理洱海附近，被当地的昆明族给挡住了。因为西汉的士兵大多不习水性，无法征服洱海周围善于水上作战的昆明族，于是，征讨一失败告终。汉军回长安以后，汉武帝在长安按照洱海的形状开凿了“昆明湖”，操练水军，以期能打败昆明族，征服洱海地区。这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
之后，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举国投降，汉朝就在滇的故地上设置了益州郡。这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同时，郡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云南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把云南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标铁柱
公元680年，吐蕃攻占了安戎(今四川汶川西南)后,控制了唐朝通往西南诸蛮的道路。随后，吐蕃与唐朝在洱海地区展开了争夺，他们之间的争夺，其胜负关系到唐朝政权的生死存亡。因为吐蕃向东扩张，不仅西北边陲不得安宁，连中央王朝也受到威胁；吐蕃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区又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为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必须从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与西北相配合，形成对吐蕃的包围。因此，巩固姚州都督府就成为保卫唐王朝全局战略的重要措施。要巩固姚州都督府，就必须依靠洱海诸蛮；洱海诸蛮的向背关系着姚州都督府的命运。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隔断吐蕃与洱海诸蛮的联系，招抚诸蛮
为保卫姚州和抗击吐蕃，唐朝于公元707年派监察御史唐九征为姚雟道讨击使，进讨深入到洱海地区的吐蕃。当时吐蕃在漾水和濞水间架设铁桥，以通西洱河，并在西洱河两岸构筑城堡。唐九征首先摧毁了守桥的城堡，继而焚毁了两坐铁索桥，截断了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的通道，战役结束后，命书记闾邱均在剑川勒石建碑，立铁柱于洱海北面，以纪念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这个铁柱是唐对洱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标志。
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并未彻底改变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朝时叛时附的局面，因为安戎城和昆明城还为吐蕃所控制。于是，夺回这两坐城池成为唐朝争夺洱海地区的当务之急。之后，又经过了4次战争，安戎城终于又回到了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两城的收复，不仅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宋挥玉斧
“宋挥玉斧”这一典故说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四川之后，手持玉斧(文房玩物)沿地图的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宋朝再不要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宋朝不想要大理国这块土地，而是因为北宋不像汉唐那样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当时北宋国势贫弱，已无力再进攻云南；加之宋太祖错误地总结唐朝扶持南诏而南诏叛唐的教训，因此将云南划在疆域之外。
而实际上，大理国自建国以来，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965年，当宋统一蜀地时，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的官员送牒入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大理国又派使臣带牒到宋朝要求通好。976年，白王请求内附，太宗册封大理国国王为“云南八国郡主”。1115年，大理国与宋朝正式建立臣属关系，而这一关系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反映大理国与宋朝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侧面是以市马为纽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宋朝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称为“陕马”。宋朝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而马市的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相互依存、亲密友好的关系。
四、元跨革囊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军进攻云南，计划先灭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态势，最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忽必烈率十万大军来到金沙江畔，可是面临着汹涌的金沙江水，蒙古军队无法渡江。正在为难之间，当地少数民族献策，用革囊做筏子渡江。革囊即羊皮囊(也有用牛皮做的)。可用单个革囊缚在身上作漂浮器材渡江，也可多个皮囊连缀为筏子。于是忽必烈大军就用革囊以及皮筏渡过金沙江，灭了大理国，将云南归于元的统治之下。
第二年忽必烈班师回朝，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大理各部。经过两年多的征讨，1256年大理国王段兴智举国归附蒙古。之后，兀良合台向朝廷建议在云南设置郡县，设官料理民情。朝廷赞同并支持了他的建议，加封他为大元帅，赐给银印，镇守云南。
元统一全国之后，1273年，忽必烈从亲信大臣中派选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出任云南省平章政事，到云南筹建云南行省，他也成为了云南第一任行省长官。1276年将云南行省所定的路、府、州、县上报朝廷，并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他在任期间，一方面整顿吏制、加强统一，稳定了社会。另一方面鼓励农业，发展经济，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的实行屯田，并带人修筑了松花坝水库这一沿用至尽的利民工程，水库的修建降低了滇池的水位，不仅使滇池及其水系周围的农田受益，而且在滇池的周围形成了万亩良田。
五、三征麓川
明朝朱元璋治理云南诸族群的基本原则是“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明王朝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企求在云南的统治长治久安，并且的确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但是，自明代统一云南以后，当地族群的动乱此起彼伏，不绝于史。
最大的动乱是在明正统年间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思氏的反叛。至正初年，思可法崛起于勐卯，势力逐渐扩大，于是设置平缅宣慰司
任命思可法为宣慰使。元末，思可法乘中原争扰，兼并金齿各部，称雄一方。
1382年，思伦法继承职务，1385年思伦法调集10万兵力又攻占景东。1388年，思伦法以5万兵力，大象百余只，发动“定边之战”。沐英率
15000精骑，昼夜兼行，直奔定边，大破象阵，歼灭了思氏的有生力量，思伦法败退麓川。1389年，思伦法请降朝贡。为了稳定局势，明朝廷于
永乐年初分设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四个宣慰司。以后一直到明宣德年间，各部之间虽然有一些小纠纷，但是大体上安定。1413年，思任法继任麓川宣慰使，他极力想要恢复他的父亲思伦法所失去的失地，多次与邻近的土司发生争端。1438年，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晟开始调集大兵征讨思任法，可军事进展不顺利，主将方政战死，沐晟也因害怕朝廷怪罪而暴死。沐昂再次出兵，但是也无成效。思任法想要派遣使臣进贡朝廷以示修好，但是朝廷想彻底的解决麓川的争端问题，于是在1441年、1443年、1448年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大军三次征讨麓川，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助长了思任法与其他三个宣慰司的争夺。
1449年，因北方空虚，瓦剌攻入土木堡，明军大败，明英宗被掳走。可以说，瓦剌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骥三征麓川是导致“木之变”的根源。
六、改土归流
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后就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并不断的使之完善。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的统治了。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本身这一制度就有不少的弊端。
土司统治下，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对所属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司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之间，土司内部也时常斗争，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自己的兵丁镇压当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乱不绝。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与弊端日益突出。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废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实行改土归流。
可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是发生在清代雍正年间，主持西南改土归流的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认为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的最大隐患，必须尽早尽快解决。只有将横暴桀骜的土司逐渐擒拿，在其统治地区逐渐改设流官，才是治本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的。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抚为主，在一些地区也通过武力强制实行改土贵流。经过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云南境内的土司所剩已不多，剩余土司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不但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也大大加强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使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体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七、反清起义
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
19世纪，云南的地主商人之间为争夺土地与矿权时常发生争执，经济权益的争斗常常导致乡绅权力之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些斗争逐渐演变成为汉族地主商人和回族地主商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日益激化。1845年，永昌府发生回汉互斗，官吏袒护汉人，大杀城内回民。1847年，杜文秀赴京控告永昌府残杀回民之事，清廷改变了态度，支持回民。永昌汉人起而反对官府，再次攻杀回民。清政府前后态度不一致，意在扩大矛盾，使回汉自相残杀。1856年5月，昆明发生回汉冲突，云南巡抚下令对“滋事”回民，格杀无论。昆明城内外，大肆搜杀回民三天，杀死回民约三千人。继而全生之内，不断的出现烧杀回民的惨剧。回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求助官府主持公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愤慨而勇敢的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回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不久汇成两支大军：一支由马如龙、马德新为首，活动在滇南和滇东地区；一支由杜文秀领导，战斗在云南西部。
1867年，杜文秀派二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城，久攻不下。1869年清军反攻，起义军失利，退回滇西。1872年，清军围困大理，杜文秀服毒就义，起义失败。
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彝族贫苦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李学东的帮助下，于1856年5月，率领五千多农民，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于1870年进攻哀牢山区，王泰阶、田四浪不幸牺牲。1872年，李文学支持杜文秀起义失败，不幸被俘，第二年惨遭杀害。起义军将士在首领被害之后还英勇抵抗，最后义军将士或牺牲、或失散，起义失败。
八、保疆斗争
景颇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世纪初，英帝国侵入缅甸后，企图从云南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1831年，英国陆军大尉斯普莱由印度经缅甸到云南考察回国后，给英国政府写报告，建议修筑从缅甸仰光到云南的铁路。他的建议受到英国大资本家的重视，他们积极推动入侵云南，开辟市场的活动。不久英国取得了在缅甸伊洛瓦底江自由贸易的权利。1874年，英国派遣伯朗率领二百余人的武装探测队由缅甸进入云南。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上海到云南，前往中缅边境迎接伯朗。马嘉理沿途收集情报，在腾冲绘测地图，激起了腾冲人民的反对。腾冲地方官员将他护送出境。他到了缅甸和伯朗会合后，于1875年率领武装队伍侵入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边疆各族人民义愤填膺，自动组织起来保卫祖国门户，并得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支持。当马嘉理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盈江芒允、雪列时，景颇族、傣族、汉族群众200多人将他们包围住，勒令他们退出中国边境，马嘉理竟悍然开枪大、打死边民。愤怒的民众将马嘉理及其随从消灭在雪列户宋河边。此后，参加战斗的群众增加到了6千多人，乘势将伯朗率领的英军包围起来。伯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
苗族人民的抗法斗争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驻云南清军是抗击法军的主力，在西线大捷中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1884年法国军队入侵麻僳坡、马关两县，当地猛峒苗族首领项崇周带领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众数百人，用大刀、毒弩、火铳经过大小数十次激战激退一千多以洋枪洋炮武装的法国侵略军，收复失地约七千平方公里。1855年，法国侵略者在猛峒一带横行霸道，项崇周率领苗族人民，在蒙通、船头、扣林等地袭击歼灭法国军士200多人，击退从黄树皮、清永河前来救助的数百名援兵，迫使法军退出中国边境，不敢再踏入中国领土一步。法国军队曾多次派遣使者以重利厚礼诱惑项崇周，但他毫不为动，大义凛然，庄严宣告苗族是中国人，誓死保卫自己居住的中国领土，决不服从法寇。1889年中法会勘滇越边界时，项崇周参与堪界工作，并提供边界历史资料，据理力争，保卫国土，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加封他为边防团练营管带，准许子孙世袭，并题赐“庙中之豪杰，边防如铁统”的巨大匾额。
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00年，英国侵略者侵占片马地区，当地僳僳族人民联合景颇族、白族、汉族民众在土把总左孝臣的领导下，群起反抗，将侵略军逐出国境。1911年初，英国军队再次侵入片马地区，左孝臣在抗击英国侵略军中壮烈牺牲。；僳僳族人民在僳僳族管事勒黑摄帕率领下，奋力抵抗。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在僳僳族和边境各族人民的打击下，英国被迫正式承认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僳僳族村寨是中国领土，却在当时私立界桩，建造营房，企图长期霸占。第一此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一度撤离。1922年，英军卷土重来，再次侵占片马地区。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将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归还中国。
佤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帝国占领缅甸后，就把侵略魔爪伸到我国云南西部的阿佤山区。他们不断的派遣传教士、探险队进入阿佤山区收集情报，以金钱利诱、收买当地头人酋长。班洪、班老、永班三个佤族部落之间盛产银矿，1934年1月，英国派军队侵占银矿。班洪、班老佤族首领胡玉禄、胡玉山、胡忠华等召集十七个佤族部落首领歃血为盟，奋起抵抗英军，保卫矿区。英军沿南滚河推进，焚烧班老寨，班老王胡玉禄率领全寨男女老少退据龙头山誓死不降。在当地傣族、汉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英国侵略军，收复失地。1941年英国利用抗日战争面临危机之时，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以换文方式同中国政府在阿佤山划定一条有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所谓的“1941年线”，但未能在这条线上实际堪界，树立界桩。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把班洪、班老地区归还中国。
傣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891年英国组织两个“探险队”擅自侵入云南边疆傣族地区测绘地图，收集情报。一队沿伊洛瓦底江进入德宏地区。当英国探险队到盈江县干崖土司所属铜壁关西侧时，刚承袭干崖宣抚使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汉族民众阻止英国探险队的深入。与英国人对峙几个月后，击退英军。不甘心失败的英国军队再次侵入干崖，攻打天马、汉龙两关。刀安仁领导傣族人民奋起抵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1898年英军侵犯大青树营盘，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景颇族等边境民众坚持抗击英军八年。使英国入侵德宏地区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保卫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支英国“探险队”约500人，经阿瓦山、孟连、勐遮、勐海抵达允景洪。当他们到达孟连时，明目张胆地将英国国旗插在白鹤山上，并召集当地的傣族民众开会，鼓吹孟连如果归附英国，傣族人民就会有“好日子”过。爱国的傣族人民不理睬他们的胡言乱语，砍到了英国国旗以示抗议。探险队到勐遮、勐海时，傣族人民关门闭户，不卖任何食品给侵略者，拒绝他们进入村寨。他们到允景洪时，再次把英国国旗竖起来，利诱车里宣慰写投降书。他们的强盗行经立即遭到傣族人民的反抗。宣慰议事庭大臣都隆腊华严正警告英国人：车里是中国的领土，不准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随即下令，全境居民不得卖食物给擅自闯入的英国人吃，不准他们进入村寨，并把英国国旗给扯了下来。这些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西双版纳。当他们路过阿瓦山时，又遭到佤族人民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勒令他们全部下马，否则全部击毙，“探险队”的英国人只好乖乖的下马鼠窜而逃。

党的历史人物事件

1917年，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世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当中，逐步传播开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划破长空，震撼中国大地，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在一页。
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全国各地新出版在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达到400多种。比较出名的除《新青年》、《每周评论》外，还有《少年中国》、《觉醒》、《湘江评论》等。1918年4月，毛泽东同蔡和森、何叔衡在湖南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7月，李大钊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周恩来和郭隆真等人组织了“觉悟社”。当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最突出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编辑的《新青年》，成为宣传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他们的推动下，许多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逐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等来华，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二人，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订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支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年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同时，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迅速地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在这次大革命的过程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犯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妥协性、反动性认识不足。因此，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先后叛变的时候，我们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导致了第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3.7万多人。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
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毛泽东同湖南省委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湘鄂赣粤各地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先后爆发。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党在全国各地领导武装起义100多次，开始进入创建红军和发动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组织了中国式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1927年10月，秋收起义的部队转入井冈山。1928年，朱德带领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创立了红军第四军，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3万人，共产党员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人发展到30多万人。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的“左”倾错误，几乎使城市中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党中央在城市站不住脚，1933年，被迫撤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党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冒险主义造成的这次严重失败，使全国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由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多次重申党的二大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并着重总结了建军党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制订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建立了国民党在内的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我党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致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人民军队的主力，由抗战开始的3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121万人，使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其反革命的两手。在武装斗争总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内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仅仅经过3年多的英勇奋战，就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我们党发展为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执政党。

货币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熊德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桂阳的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汉朝，桂阳属桂阳郡郴县地。
东晋建武元年（317），陶侃析郴西地置平阳县、平阳郡、县隶属郡
桂阳县 (2张)
，桂阳县建置始此。
隋开皇九（589），平阳郡、平阳县俱废，并入郴县。
隋大业十三年（617），萧铣复置平阳县，隶属桂阳郡。
唐武德七年（624），平阳县并入郴县，翌年复置，隶桂阳郡；唐至德二年（757），桂阳郡易名郴州，州治移平阳县城。
唐贞元二十年（804），置桂阳监于平阳城，不领县，掌矿冶铸铜钱，时境内有铜坑280余处。
元和十五年（820），州治返郴。
天佑元年（904）撤平阳县并入桂阳监。监始为行政实体，隶属郴州。
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⑼，改桂阳郡为南平郡，郡治迁耒阳，改名南平亭。东汉建武十一年（35）复名桂阳郡，郡治还郴。
三国时期，建安十三年（208），刘备遣赵子龙取桂阳郡，建安二十年（215），刘备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桂阳郡属吴。
西晋元康元年（291），桂阳郡属江州，永嘉二年（308）属湘州。
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皆封王于桂阳，桂阳郡称桂阳国。
隋开皇九年（589），改桂阳郡为郴州，隶潭州总管府。大业三年（607），郴州复称桂阳郡。
隋大业十三年（617），萧铣分郴县西置平阳县，辖区基本相当于今桂阳县，隶属桂阳郡。
唐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封第五个女儿为桂阳公主。武德五年（622），改桂阳郡为郴州，隶潭州总管府（624年改为都督府）。
唐武德七年（624），郴州改桂阳郡，平阳县并入郴县，次年复置。贞观元年（627），桂阳郡隶江南道。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封章怀太子李贤第三子李守义为桂阳王。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桂阳郡改为郴州，属江南西道。
唐天宝元年（742），郴州始称郴州桂阳郡。
唐乾元元年（758），郴州桂阳郡改名为郴州，州治移至平阳县城，隶衡州防御使。大历三年（768），郴州隶湖南道（湖南观察使）。大历十年（775），代宗封其第五子李逾为郴王。元和三年（808），盐铁使李巽奏请于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元和十五年（820），州治还郴。
唐光化二年（899年），马殷取郴州。天祐元年（904），郴州复名郴州桂阳郡，撤平阳县并入桂阳监，桂阳监始由行政机构演变为行政实体，隶属郴州桂阳郡。
后梁开平元年（907），马楚改郴州桂阳郡为郴州。
后晋天福元年（936），桂阳监领临武县，隶楚国长沙府，自此郴桂分治。天福四年（939），废临武县入桂阳监。
后周广顺元年、南汉乾和九年（951），南汉取桂阳监。
宋乾德元年（963），桂阳监归宋，隶湖南道；淳化四年（993），隶江南西道；至道三年（997），隶湖南路安抚使；元丰六年（1083），隶荆湖南路。景德二年（1005），蓝山县划入桂阳监。天禧三年（1019），复置平阳县属桂阳监。
宋绍兴三年（1133），桂阳监改称桂阳军。绍兴十年（1140年），复置临武县属桂阳军。桂阳军领平阳、蓝山、临武三县，隶荆湖南路（绍兴元年隶荆湖东路，二年复故）。
元至元十四年（1277），桂阳军升桂阳路，属湖广行省湖南道宣慰司，领平阳、监武、蓝山三县及耒阳、常宁二州。
明洪武元年（1368），桂阳路更为桂阳府，领平阳、临武二县和常宁、耒阳二州（蓝山县划入郴州府），隶湖广行省。次年，蓝山县复归桂阳府，常宁、耒阳复为县，度属衡州府，桂阳府领平阳、监武、蓝山三县。
明洪武九年（1376），桂阳府降为桂阳县，省平阳县（平阳县建制自此废），隶湖广布政使司上湖南道衡州府；洪武十三年（1380），升桂阳县为桂阳州，领临武、蓝山二县。
明崇祯十二年（1639），析桂阳本州西南禾仓堡和临武县西北部分置嘉禾县，属桂阳州。
清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称帝衡州，避其讳改桂阳为南平州，次年（1679）复名桂阳州。
清雍正十年（1732），桂阳州升为直隶州，领临武、蓝山、嘉禾三县，隶衡永郴桂道。
中华民国二年（1913），桂阳直隶州改为桂阳县，隶衡永郴桂道，民国三年（1914），桂阳县隶衡阳道，民国十一年（1922），撤销道制，桂阳县隶湖南省。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设置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驻郴县），二十九年（1940），改第八区为第三区（治郴县），桂阳县隶之。
1949年10月13日，桂阳县解放，隶湖南省郴县行政专员公署。1952年，桂阳县改隶湘南行政公署。　1954年7月，湘南行署易为郴县专区，桂阳县隶之。
1959年3月，新田县并入桂阳县。
1960年7月，郴县专区更名郴州专区，桂阳县隶之。1961年5月，恢复新田县，桂阳县仍属郴州专区。
1968年2月，桂阳县属郴州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3月，属湖南郴州地区行政公署。
1995年郴州地区行政公署易名为郴州市人民政府，桂阳县隶属郴州市。
2014年12月11日郴州市桂阳县撤县设市拟改名为桂兴市[2]
蔡伦（约63~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发明者（注：一说为桂阳县人。一说为今耒阳人，此出自《水经注》，作者是北魏北朝人，并没有来过南朝，对南方水系记载多有误）。
胡腾，字子升，桂阳人，东汉尚书。从小师从汉桓帝窦妙皇后之父窦武，初任荆州部南阳从事，灵帝时任窦武大将军府掾，坐受党锢，解禁后官至尚书。
赵云（？－229），字子龙，三国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第52回"赵子龙计取桂阳"的经典故事使桂阳成为三国名城。赵子龙还就任桂阳太守3年，。
刘昭禹，字休明，五代桂阳人，楚国"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曾任严州刺史。
李思聪，桂阳和平人，明洪武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受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出使缅甸，清慎自敕，重义轻利，蛮中百夷敬服，还朝后著《百夷传》上于朝，朱元璋赏其功，赐衣一袭，擢升江西布政司右参政，食二品俸。
罗以礼，桂阳人，明永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塞外，其清介品格为当地人所敬畏。
韩宝英，桂阳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义女”，民间传说中一个文武双全、忠孝兼备、爱憎分明、有情有义的奇女子。
陈士杰（1824~1893），桂阳泗洲人，深受曾国藩赏识和倚重，与晚清名士王闿运交情颇深并结为亲家，官至浙江、山东两省巡抚。
夏时（1839~1906），桂阳莲塘人，陈士杰的外甥，官至江西、陕西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御赐一品封典，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夏寿田（1870~1937），夏时之子，高中榜眼，与齐白石、杨度均为至交知己。
徐连胜（1881~1918），字名渊，号捷卿，桂阳太和人，1911年任广东新兵巡防营管带，参加循城起义，投奔革命。
李木庵（1884年~1959年），桂阳正和人，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曾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文艺界享有很高文名，被推举为"怀安诗社"社长。
刘放吾（1898~1994），原名刘继枢，号不羁，桂阳仁义人，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原型人物，1942年率领中国远征军新38师113团取得缅甸仁安羌大捷，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和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因战功卓著，荣获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后晋升少将军衔。
撒切尔夫人会见刘放吾 (2张)
陈久长（1934~），桂阳清和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并留校工作，1964年调入外交部，历任美洲大洋洲司美国处副处长，驻美国使馆二等秘书，干部司综合处处长、参赞、副司长，驻古巴和驻秘鲁大使。
谢丰亨（1936~2010），桂阳流峰人，毕业于空军第四高级专科学校，曾任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装备技术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常委，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邓祖选（1944~），桂阳青兰人，毕业于南京高级陆军学校，1996年6月任武警广东省总队政委，1998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宋楚瑜（1942年~），台湾唯一"民选省长"、亲民党主席。
邓小刚（1967~），桂阳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先后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丰台区委常委、副区长，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2005年6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2006年7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1.11 当选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李萍（1988~），桂阳敖泉人，在2005年、2007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多哈亚运会和第十届、十一届全运会等重要赛事屡获53公斤级女子举重冠军。
廖芊芊，桂阳欧阳海人，东江师范毕业后到深圳闯荡，签约广东新时代音乐有限公司。
范齐英，汝城人，成名前在桂阳县湘剧团工作，现为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独唱演员。1998年获湖南省"青年歌手大奖赛"金奖，1999 年在东南电视台"银河之星"擂台赛上蝉联 9 关擂主，曾演唱《都说桂阳美》。
易思玲（1989年5月6日－），原名易夏红，湖南桂阳城关人，中国女子射击队运动员，2012年7月28日，易思玲在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上以502.9环的成绩获得女子十米气步枪比赛金牌，亦是该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5]

（秦皇岛）昌黎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

汉称盘县，唐名石城，辽为广宁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启用久废的旧郡名“昌黎”为县名（实际与昌黎旧郡无关）。据传，昌黎为黎民百姓昌盛兴旺之意。
昌黎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众多，神岳碣石，历史上曾有九帝登临揽胜；五峰山韩文公祠，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曾长期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山中水岩寺是冀东地区唯一的佛教场所；境内源影寺塔是辽金朝代建筑，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 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齐鸣凤：昌黎人，字君瑞号芝岗。贡生。万历四十三年（1613年）任山东高苑县令，四年后升任辽东自在牧。其善写诗文且不事雕琢，自己曾云：片刻可挥数十篇。著有《时务论》，藏于家中。
杨干陛：四川剑州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任昌黎知县。其文学、吏冶．两擅其美，在任期间，主持重修了《昌黎县志》；笔削简当，使县志趋完善精当，离任前各不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重修古塔寺，并以古塔下有一井，言水自有源，塔自有影，相假，定寺名为源影影寺，现碣石山黑峪沟瀑布泉处镌有其遗墨削壁流泉四字。后迁任云南武定府同知。
张国祥：昌黎人，字太和，万历年间拔贡。初任丰润县训导，致使当地文风大振：后升任甘肃渭源县令，改变其地不习文教之风。卸任还乡后维以琴书自娱，耕读课子。受到本县文人的推崇，著有《明经遗文》。
高履豫：字奋斋，号蓼助。与乐亭县陈明府一同被聘修邑志。
张庄临：字友松。昌黎人，明朝万历年同拔贡张国样之三子。曾任保定府训导。其精于诗古文词，著述等身，遗著有《友松诗文稿》等。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大学者顾炎武到昌黎考察形胜之地时，与其结为文字之交。康熙初年应知县王日翼之聘，参加重修《昌黎县志》之举，时已年越花甲。
任五轮：字徽庵。昌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土，曾任湖北汉阳知县。生前蓍有《徽五真稿》。
张元俊：字桃岩。昌黎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举人。初任玉田县教渝，后升大名府教授，继迁任靖江知县．晚年归乡吟诗著文，名噪一时。享年八十四岁，著有《桃岩老人诗文集》。
齐大勇：字养浩，号风岩，昌黎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年轻时弃文学武，雍正八年（1703年）考中武状元．至此戎马生涯三十余载，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山西抚标中军参将、湖南沅州协副将，江南镇海将军中军副将，湖广襄阳镇总兵，陕西兴安镇总兵、湖广提督，陕西固元提督，甘肃提督等职。其虽为武将，颇精文艺，特别是对书法艺术很有造诣，而且十分精于旧拓名笔的鉴别。
王士升：宇鹗荐。昌黎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举人，任湖北咸丰县令期间，振兴其地文教，平生喜吟诗著文，著有《复性堂诗古文集》若干卷。
万永：号乐山。昌黎人。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万渲之侄孙。隆五十四年（1786年）中会试副棒，取教习议叙选任山东浦台知县，后任甘肃成县知县十载，以年老归里。终年七十余岁。其平生书法造诣颇深，书学颜真卿，行草董其昌，米友仁晚年又追钟繇之古体隶草，自成一家，其书法为一时珍品，藏者颇多。并著有《式好堂文集》。
邢汝谦：字柳庵，昌黎人，约为乾隆年间生。其平生钻研学理，著述颇多。其传世之作主要有《丧葬用乐沦》，《李先生书》、《复马李先生书》，均敦光绪年版《永平府志》，主张治丧，不用浮土，并不用鼓乐祭祀、并不谄鬼神等。其著述引经据典，并注重实践，见解较新，很有研究价值，其遗著印有《邢汝谦遗文》。
齐鹏年：字程元。，又号齐云。昌黎人武状元齐大勇之次子。乾隆年间武庠生。其虽行武，却工于文，尤对诗歌创作有造诣，其五言、七律绝句清真古淡有陶渊明、柳宗元之神韵；律诗主要追寻王维，韦应物之风格。其还象其父齐大勇一样，对书法艺术造诣很深，士绅人家得其片纸，视为珍宝，悬挂于壁。
齐乔年：字松五，昌黎人，乾隆年间增贡，据史梦兰《止园诗语》介绍，其自幼读书于水屿，长设帐于水岩，终身踪迹不离碣石山，其性情恬淡．学识渊博，吟有许多诗歌札撰有《北山时草》一书。
王煦：号渻厓，昌黎人，王士升之孙。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历任河南延津、孟县和江苏、武进等知县。返乡后任永平府散胜书院、迁安安昌书院等主要授教授与迁安著名学者马恂结为文字之交。生平极喜吟诗著文著，有《爱日堂类稿》，其书法苍秀，造诣颇深。
张堂：宇肃亭。昌黎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性豪迈喜任事，其诗近王维、孟浩然之风。家贫，好买书，常为此负债。平生以读书吟诗著文自娱，著有《鸣春堂诗文集》。
郭天培：字毓芝。昌黎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年19岁即考中举人，但未及壮年即死。生前好作诗，其诗多为愤懑凄楚之音，著有《环翠斋诗草》。
高作风：字紫压，昌黎人。约为道光或咸丰年间岁贡生。其博学工诗，性好游，在辽东渡过数十载笔墨生活，著有《鹤乡吟草》一卷。晚年家居，与姚仙相酬唱，姚仙赠其联为：可用世、不求世，用能知人。其临终自作联云旧事厌重提，当年曾东抹西涂，回头是梦；佳城欣得入，此日不拖泥带水，转眼皆空一笑而逝。
高文煜：字子詧，昌黎人。咸丰八年（1858年）中举，次年考入进士，任户部主事。其诗文具有清气，与本县文人张胜亭、崔树宝等时有唱和，其自北京赠诗给崔树宝云：客愁似浪子平仍起，归梦如烟幻不真。树宝惊其诗有鬼气。
张胜亭：字览轩，号五斋。昌黎人，咸丰二年（1852年）副贡，任直隶青县教渝；同冶二年（1863年）任户部郎中，后以知府、道员用，被派到湖北委办军装，任乡试监试官等。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于任上。其之学行闻名于时，在同治初年回乡守母丧时，被知县何崧泰举为重修县志的监理，历官数十载，时吟诗著文，著有《唯五斋诗文集》。
崔树宝：字子玉，昌黎人。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家居县城，在城北桃源山西坡筑有别墅。其为本地咸丰、同冶竿间著名文人，在县内外广交文友，其诗古文词具有奇气，书法不蹈常规，名噪一时。同治十年清廷大挑一等单人，任命其为知县，分发四川，未及到任而卒，著有叫《北桃源诗集》

近代史与安徽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皖南事变道光年间出现京剧和徽剧和流名人么就是李鸿章孙立人还有程长更了

我想找1840年后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半殖民地化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以外，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从半封建化来看，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外来商品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以丝茶为主的农产品日益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香港的命运。
嘉庆中叶后，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却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逐北犯厦门，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同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
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皇侄奕经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蹱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鸦片战争的影响
①社会性质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社会矛盾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③革命任务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
(1)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但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英、法、美要求修约，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2)清政府拒绝了英、法、美三国的修约要求。
(3)直接原因：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到的权益，要求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两次以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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