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试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的起源、出处、涵义与区别

Posted 2022-07-27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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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的起源、出处、涵义与区别

中国古汉语中的“国家”和现代汉语中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商周时代。周代，天子统治的是“天下”，约略等于现在所说的“全国”[state]。王、侯的封地[feud]称国；“国”还有“部落”、“地方”的意思，如《后汉书》：“……[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诗·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家”除现代汉语中“家居”的意思外，还通常指称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即卿大夫或士大夫的采地食邑。《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可见其义。类似的指称还有“邦”，诸侯的封国、国家，大的叫邦，小的叫国。后来才泛指国家。
中国两千年封建的政治制度，对近代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极其之大，它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也很薄弱。这从我们今天中国的政府体制、莫名其妙的部门、空壳人大，以及从上到下基本一致的形式主义，可见端倪。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说起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爱国情感，上层与下层从来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互相利用、互相愚弄的关系，这历史话题很长。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近代耳目能详的就有两位代表人物，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人民也不含糊，但可爱家，绝不爱国。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这样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纯属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鸦片战争，当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象在观看两个与己无干的别人斗争。
我们今天把郑成功同志称为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作战，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降下招书，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又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如此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
今天，不管是把日本作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宣扬某个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都能在中国掀起一波爱国狂潮，“爱国主义”，这个名词至少在字面上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也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未免让人头晕。
闭目塞耳有的只能是盲目的冲动和口号。知道义和团的闹剧么？严复，伟大的文化启蒙大师，在他们眼里是必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郑成功、袁崇焕、岳飞，从上到下，一致愚昧、一致装聋作哑、自私自利的案例究竟有多少？岳飞死后，风波亭之后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为之平反，随着官方的评价的升高，岳飞才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图腾。秋瑾等爱国志士在菜市门口喋血，贫农刘老栓则是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杀头？好看！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名句的龚自珍，如果知道给英法联军领路火烧圆明园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害羞的。
中国在近代史中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也并没有普及。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也就不必吃惊。堪称五四启蒙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中国要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尚须时日。
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也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说了这么多，他无非就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也许必须加上几句：警惕蒙昧无知的爱国主义；警惕空喊口号、光练嘴皮子的“爱国主义”；警惕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官僚及其后代。
“肉食者鄙”，政治、朝廷和天下只是统治者者们考虑的事情——这在五百年前情有可原，今天若被重复就有点悲哀了。
某先生在《传统文化狂说》中说：“《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有点好气有点好笑，想来他老人家更多的是心酸。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理论与养生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其也深深影响着中医，对中医养生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秦儒家就曾提出很多有关养生的思想，意义深远

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的特权

中国传统与法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中国法律思想史。与法学的其他学科不同，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理论法学学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质无不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原型。
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特质来看。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不具有明显的质的独立性或排他性。这表现在法律思想与诸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常常是密如凝脂般交融在一起的。站在古代思想宝库的庐山面前，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特征也许和古代法律、法学发展得不充分相关。中国古代法律、法学没有获得古希腊、罗马那样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中国古代文明走着与西方恰恰相反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种较为精湛的思想观点，常常是贤智者在纵观整个社会生活场景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创造出来的。比如《论语·为政》有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作为统治者，如果用政令和刑罚来治理人民，人民可以循规蹈矩不去违法犯罪，但内心深处仍存有违法犯罪的念头，因为他们不知道违法犯罪是可耻的、应当远离的;如果对人民施以宽容的德政，让人民富足起来，再进行忠孝仁爱的道德教育，使人民从内心里树立道德信念，这样，自然会做到自我约束。这段话的内涵应当说兼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法律思想的。而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园地上的树木花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思想者的品格来看。古代的法律思想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集团、学术派别等思维主体的思维成果。一定的法律观点和理论是一定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常常是身兼多种社会角色。比如，周公是西周初的摄政王，是政治家兼思想家。他提出“以德配天”的神权思想解决了当时的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新政权的合法性)。他还提出区别对待的刑法政策和区别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故意、过失、累犯、偶犯)的思想。但是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确切意义的法律思想家。比如，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做过三个月的鲁国司寇(主掌司法)。他的“德主刑辅”、“亲属相隐”主张对封建法制影响极大。但他也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大多参与变法实践并身居要职。他们重视法制，对法律的研究亦颇深入。他们在诸如法律的起源、特征、职能以及立法、司法政策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常常使其他学术派别相形见绌。但是，由于他们作出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故而当秦朝灭亡之后，法家学说便遭到冷遇，连他们重视法制、研究法律的优点也被当做瘟疫一般抛弃掉了。在整个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大都因通经而入仕，因入仕而有功，因有功而成名。他们既是国家的官吏，又是民众的教师。他们也涉足司法事务，但那只不过是行政和教化的辅助手段。当儒家经典成为钦定教材和通往官府的敲门砖之际，研究法律便成了左道旁门，而讼师们便被斥为“讼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法律思想便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形象和价值，成为官方御用学术的婢女。在中国古代，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欧洲工业国家的那种“职业法学者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思想的生产传播者本身就是传统式的人们。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来审视法律问题，并付诸实施。这就使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从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法律思想作为法律实践的表现形式是以实际的立法、司法活动为对象的。因此，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当然，一定的法律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尤为明显。
在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常常是为着维系社会整体利益的。这种社会整体可以表现为家族、贵族、阶级和国家。法律正是在维系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来塑造个人的义务。当家族首长、国王、皇帝成为家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时，法律自然要求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承担一系列义务，并把这些义务道德伦理化。因此，社会的统治集团一方面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同时更多的是运用宽惠的仁政和道德教化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于是，立法司法成为国家施政的一个帮手，一个失去独立品格的配角。朝廷不急于亦不便于把一切行为规范尽可能地加工上升为法律规范，因为大量的风俗习惯礼仪早已悄悄地拱卫着天子和族长的权威。在司法活动中，地方行政首长与其说是充当法官的职能，勿宁说是担任着社会教师和平民父母的职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条文却有悖情理之际，法官们便毫不犹豫地援引天理人情来修补法条，用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方法拯救成文法的锈蚀和僵化。而天理人情就在儒家的子曰诗云里面，他们在十年寒窗之际早已谙熟在脑且刻骨铭心了。一个有学问的大儒常常不屑于背诵法律条文，且更藐视只谙条文不明法理的俗吏。他们在疑难案件面前表现得沉着自信，他们的判决书写得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深厚的理性，既不悖乖国法又符合人情，足以为后人欣赏、仿效和援引。面对亲戚之间的争财争地之讼，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为循循善诱的教师，屈尊于农舍，对他们诵读《孝经》、《论语》，最终使他们幡然醒悟，捐弃前嫌，抱头痛哭，从而实践着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教导。
在立法、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判例被加工抽象成为法律条文，宣示着凛然不可犯的权威;另一方面，大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仍保存在社会生活中，等待法官们去寻找和发掘。事实上法官们在读书时就已经完成了寻找和发掘的工作，因为儒家经典不仅仅是敲门砖，学子们在举起砖头之前早已把它们的精神牢记心中了。而在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广大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家族长辈和地方贤达们主持的调解活动，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依据。
以上从法律思想的特质、思想者(思维主体)的品格、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中国法律思想不仅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的文化意象

这个梅花寓意很多，一般在古代家具，装饰还有传情刺绣，扇面都有表现。同时梅兰竹菊四君子，梅居首啊。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逻辑概念与推理

传统文化的特点就是逻辑概念强，推理性强。比如《大学》首篇--明德，无论立意还是修辞手法，都是采用了逻辑推理。

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是辩证唯心主义，前者具有自觉革命性，后者具有反革命性，它们水火不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是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属性相同，但是由于从汉武帝起独尊儒术，儒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唯心主义歪曲，独尊儒术以后的版本都难逃儒家的改编润色，孔孟之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毒害了两千多年。

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衰微的原因1000字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从未中断，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发挥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加强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教育是提高全民历史意识，弘扬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举措，也是现代化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礼义之邦”而著称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诚信、厚仁、重义、敬亲、贵和、求新、好学、勤俭、奉公等道德要求，经过数千年的不断陶冶、实践和发展，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其重视“精神生活”、“道德人格”、“崇高境界”、“理想信念”、“诚实守信”在人的生活中的导向功能，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目光短浅、低级庸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来说，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道德，只要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传承其美德，抛弃其局限，并力求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有助于“以德治国”的实施。

试论述在全球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文化全球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应该是在尊重和保
持文化个性基础L对人类文化共性的发扬和推广，是在
保持差异性前提下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多样性和
统一性的双向互动。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
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特有的文化已经成
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如何在保持传统民
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
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
化，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亟待解决之难题。
“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
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
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口1文
化的民族性并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发展
的动态概念，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
化的精髓，融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中华文化的走向远不
只是一个继承并发扬传统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本
全球化背靠下中国传统文化境遇
理论研讨
身是建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近来，随着国
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从前的经济结构以及经
济模式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民众也正一步步迈向一
个现代化的社会巾去。眼下，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产品
和文化门类众多，能够冲击人的感官并且改变人的观念
的东西也很多。网络、传统媒体甚至公共场所部可以对
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在这种前提下，仍然要求今
天的人们去完全按照昨天的行为方式来生活，是不明智
的，也是不现实的。正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 “全
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
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因此，中国传
统文化唯有积极地进行文化整合，舍去消极的不合理的
因素，让健康的、符合今天民众行为习惯和理念的因素
积极加入进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
扬， “保卫传统文化”的呼声也才能平息下来。
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和
软环境，文化行为和文化生态的大规模变化在短时期内
是不会产生巨变的，但是长远的看，唯其不容易彻底改
变，其改变之后的惯性爿‘会更深远。韩国的“江汉奇
迹”，向所有人展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
另一种结果。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并不矛盾，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
需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文化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以
至变革的过程，永无止境，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
历史经验都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
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则只能导致僵化、停滞
和落后。
总之，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
观趋势，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
霸权上义”。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无论任何民族只有
积极地融入全球化文化，才能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创造
出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才能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
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皮影的制作和起源

皮影戏的起源和制作　在中国，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在土耳其被称做卡拉格兹戏。皮影是广大群众极为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皮影戏在我国起源很早，传说汉武帝的妃子李夫人死后，武帝时常想念，有个叫少翁的人，仿造了李夫人的形象，用灯光照射到布帐上，武帝看到布帐上的人影，很像死去的李夫人，非常高兴。这可能就是皮影戏的雏形。南宋时期，开封和杭州等地有许多影戏棚，演出三国故事等，非常受欢迎。元代时我国的皮影戏流传到了缅甸、波斯、爪哇等地。清代乾隆时，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神父，又把中国的皮影戏带到了法国，演出时就叫做“中国皮影“。后来又传到了英国和德国，在欧洲曾轰动一时。皮影戏中用人来操纵的皮质人形，称为皮影。皮影的制作在河北唐山、滦县及陕西乾县等地比较普遍，陕西皮影还分成西路和东路，造型风格上各有不同。最初是用素纸雕刻成形，后来采用羊皮或驴皮制作，先把皮子刮薄，雕出形象，再染色和上油，然后通过灯光照射，在幕上映出皮影人的影像。皮影人一般高约一尺，身上有若干关节，用胡琴弦绞连，安装上三至五根钢质细杆，表演者在幕后操纵，通过灯光投影，非常生动和逼真。音乐伴奏和歌词也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腔调。由于是在平面的布幕上进行投影演出，只能左右动作，因此皮影人物大多为侧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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