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社会政治思想

Posted 2022-07-27 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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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社会政治思想

历史太过久远，文化太过庞大，民族太多，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不过社会政治思想基本就是儒释道的集合体了。不管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很多生活行为习惯都出自《易经》《道德经》之类的古籍，然而绝大数人连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区别都分不清楚。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社会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文化人字,号,名,溢号

谥号
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并相沿成为制度，这种制度称为谥法，所给予的称号名为谥号。《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私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
谥号的选定要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好祭鬼怪曰灵，“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等。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至迟到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乎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西周共和以后。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就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赵孝成王、赵惠文王（惠文）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汉代又恢复了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宇：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是谥法大发展的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美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武则天时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一、两字谥号的旧例。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筹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如明代皇帝谥号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其次，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号中还有一种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高官司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頫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明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缛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古人为什么起字和号？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入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洵），“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用秦穆公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佘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线等，挺急的，要交作业，举一些人的例子，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

古代社会文人
社会政治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代表王安石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中国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社会文化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古代有官场文化，到现在还是十分的明显，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古老文化中，贵族除去在政治上有特权外，当国家有危险时，要勇于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很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俸禄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自己的特权是建立在更多的义务上的，所以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所以一战二战能看到很多贵族为自己的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中国，在政治上占主导的官员，他们的服务民众的意识并不是很好，形成了自己的官场文化，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他们是由军队保护，政权建议以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容易把他们提高到管理者的位置，权力更加的集中，所以官员的想法可能就是统治民众，而渐渐的缺乏了服务民众的意识，至少这个意识是很单薄的，而他们更可能服务于皇帝，史书上说中央集权使皇帝的权力无限，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不是很正确，至少不是很完整，明朝很多不理朝政的皇帝不上朝朝廷不是也在运作吗？就算到了清朝，鳌拜弄权，慈禧更是厉害了，可见，不能简单的说往皇帝靠拢，但是往中央政府靠拢是真的，往皇帝靠拢不如说是往朝廷中强势的主流的人靠拢比较恰当，可能是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吧，清朝结束，大家还是注重权力的高度集中，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也为这个提供了可能，高度的分散性，所以可以说这种高度集权就算建国后还是很明显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集权还是很明显的，政府其实很多时候是与民众脱节的，他们似乎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显然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不相符合的，不难发现这其中有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原先的官场文化是不合理的，应该树立公务员意识，不是现在的公务员，而是民众的服务员，这样的意识更为健康。
在食文化上，还是很推崇我国古代的，菜色之丰富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讲究“吃相”，其实这就是食文化，还是和西方对比，在西方，各自吃各自的，说的话也是很桌面的东西，不该说的话不能说，这些都和中国古代差不多，只不过我们用的筷子，人家用的是叉子，不过不能看出，在讲求礼仪的我们古代，在饮食上要比西方不知道要自在多少，只要不是太正式的场合，什么划拳啦，斗酒啦，输了该怎么罚之类的游戏还是很多的，饭桌上言谈的内容也往往比较开放，就是像项羽请刘邦这样的饭局，刘邦想离开，直接就说我要去茅房，西方估计说洗手间吧，至少不会表明自己去干嘛，觉得这样是很不文雅的，吃吃饭，樊哙还能冲进来，拿起个生猪腿放肩膀上大吃大嚼的，其中还舞舞剑啥的，可能大家说这是战争年代嘛，难免豁达点，但是还有一段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吃饭，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场，刘姥姥这样一个农村老太在饭桌上撒欢是不受约束的，还大受欢迎，我想在西方那时候除了一不小心冒出来个冷幽默啥的弄的低调的笑两声，估计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乐趣了吧，看影视节目，很多人是很讨厌那种饭局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都说古代中国很讲礼仪，但是个人看法，在吃上，还是比较随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讲礼仪，相反，觉得这样更人性化，是值得提倡的，吃本来就应该自在一些，到现在，可能还是如此吧，中国吃饭就是双筷子，不会像西方，各式餐具，不能说谁好谁坏吧，但是就个人还是喜欢中国的食文化，现在我们国家的食文化还是继承的比较好的，不过也有缺点，凡事要有度，要是过了度，喝酒喝多了，来发酒疯了，那是很不好的，就真的不讲礼仪了。
一大堆古代的思想文化也能得到集成，我个人比较喜欢老庄的思想，无为，不过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错误理解了无为的思想，觉得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去做，我个人的观点无为的思想就是顺其自然，就像汉初的无为，那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去干，而是休养生息，抹平战乱的伤痛，顺其自然，反而能收到好的效果，主流的当然是儒家思想，我个人看法，觉得虽然孔子被抬的很高，但是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变味了，孔子是个全才，他个人也是择主而事的典型例子，后来成了忠君思想家了，形象颠覆有点大啊，他是主张为官的，不过在官位上要能贯彻自己的思想，教化百姓，为百姓谋福利，现在的官员显然继承的不是很好啊，孔子最心底还是很喜欢简单的清净的生活的，但是好像这一点被忽略了，觉得孔子身上很多好的闪光点被继承了，但是更多的是被统治者用来传播忠君思想了，多少有点可惜，如果说影响大的话，应该说的更明确点，应该说是董仲舒重新定义后的论语对现在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然是有歧义的，不过乱解读也错不到哪去，毕竟论语的书已经写好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一样而已，觉得现代的社会还是应该去学那骨子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去钻那外面的牛角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观点我个人看法是觉得不科学的，什么叫糟粕呢？糟粕怎么定义呢？又是什么指精华呢？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至少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至少对精华和糟粕的分类不是很清楚，红楼梦是精华，金瓶梅那就是糟粕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觉得是那种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才能真正定义为糟粕，比如裹小脚，早就不和历史潮流了，给糟粕定义的应该是时间。更好的继承古代优秀文化肯定能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好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文化形态，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
至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有鉴于此，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以“礼乐”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体系，使“礼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礼乐”进行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国家法典的高度，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响力的学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目的和功用是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行为和思想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亦即各种社会规范和约束）的衷心认同。礼乐配合，以礼修身，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以乐治心，感化人们自觉地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保持人们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论语》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的学说，它是探讨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学问。“礼乐”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乐”是用来调整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的功用就是教化人们按照规范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其他社会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礼乐”是为了应对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礼之用，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据这一“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调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原则下的谐和、融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恭善良、求大同存小异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贵和”（即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长期影响和积淀的结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把“亲亲”的血缘关系与“尊尊”的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为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同时又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宗法等级社会。与此同时，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礼乐的制度规范性与艺术熏陶性的特点，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就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不言而喻，没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大同”社会。儒家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礼乐展现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和管理。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当然，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说儒家礼乐文化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都应归咎于儒家礼乐文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如“和为贵”的思想、“仁爱”的精神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原则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儒家礼乐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内容。比如对社会等级的过分强调，对人性情欲的过分节制等等，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来源于儒家礼乐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极端专制王权时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汉代以后确立的“三纲五常”学说，虽然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内在联系，但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是对等的，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汉代以后所确立的“三纲五常”则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以君臣关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无论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应该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对等的以“礼”行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强调“臣忠”。又如孟子在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这样以臣弑君对不对？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孟子的君臣思想与后世的“三纲五常”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而可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并不能与后世的“礼教”简单地划等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礼教”中一些过时、消极、落后的内容完全归咎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仁”的中心思想是？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化

晋中之窗030600.NET提醒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1）精英文化具有主导性地位
（2）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封建统治阶级色彩
（3）中国古代文化更注重文史，而且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4)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各个朝代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谐互补，长期并存的。

知识大全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社会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