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孔子为什么要创始儒教

Posted 2022-07-27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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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要创始儒教

据墨子的说法，儒这种术士，是操办红白喜事的专家：“富人有丧，乃大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历史学家冯友兰的说法较温和：“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和相礼等为职业之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两者不是一回事”，“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贱”是出身低贱，因为孔子是父亲叔粱纥与颜氏少女“野合而生”的私生子。孔子出身没落的贵族，春秋时贵族才有姓，“百姓”为贵族，并非平民。孔子二十岁当上了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担任管理仓库、牛羊的差使。孔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曾担任过鲁国的官职，司空（掌管工程），司冠（掌管刑狱），但任职时间很短。孔子三十岁就招收学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孔子十分热衷于政治，总想当官，他周游列国，希望得到各国国君的赏识，然而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怀才不遇，于是，他把郁积在心中的政见通过讲学的办法抒发出来，他的学生们把它记录成书，这就是影响中国两千年的《论语》。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的政治主张。孔子十分崇拜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对社会秩序被打乱的“礼崩乐坏”现像十分不满，当齐景公问他治国之道，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强调的是维持贵族贵贱尊卑等级制度的“礼”。晋国铸造刑鼎、依法治国，在孔子眼里是“贵贱无序”。鲁国大夫季氏使用周天子的乐舞，孔子也认为是“僭越”。季氏征收土地税，孔子认为违反了“周公之典”，因为井田制是“籍而不税”。孔子这种捍卫周朝礼乐文明的复古主义政治观点知思想方法，成为后世儒家坚信不移的教条。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礼法的运用，贵在恰当。为和而和，没有礼法制约，是行不通的。现代某些传统文化人认为，孔子的“和”，就是“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然而，孔子的“和”或“和谐”思想，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与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和谐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教无类”。现代学者胡适认为，“孔子是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其实，“类”很有限，庶民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后世儒家所说，是从“士”中培养选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材。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籍，即《六经》，成为儒家经典。孔子整理这些古籍，为传承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孔子整理古籍，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选择，据《史记》，“古者《诗》有三千馀篇”，经孔子之手只保留了305篇。“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子徒不能赞一辞”，因此孔子曰：“后世知丘者《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是孔子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被后人尊为“亚圣”。与孔子一样，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王道--仁政。当齐宣王听了他的“仁术”，先是和颜悦色，后是勃然变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劝说滕文公“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必须恢复井田制。然而时代变了，孟子兜售的这套仁政，是徒劳的。孔孟之道当时并不时兴，没有成为官方钦定的御用学说，直到孔子死后500年，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儒教创始人

儒教的创始人是孔丘，是人尊他为孔子或孔夫子。根据孔子生活的年代介于西元前六世纪与西元前五世纪期间，他强调理(合宜的行为举止)、仁(有同情心的态度)以及孝(对父母祖先的崇敬)的重要性，这些教义至今仍为现代的中国人所推崇。

儒教创始时间？？？

大概处于春秋战国后期，秦统一六国前之间的时间

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什么能“垂千古之范”

老师靠学生出名，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们掀起了造圣运动，把孔子推到圣人的宝座上。

孔子为什么要叫孔子

“子”，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任何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如“西门子”。孔子、老子就属于前者。

孔子为什么要创建学校呢？

孔子为救世，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弱小。所以他要将自己的学说传播与天下人，让更多的人来救己救世。后来孔子的弟子又多有办学者，如曾子、子思，子夏等。所以回来会有孟子荀子等直至今天，世界又300多所孔子学院，儒学得以传遍世界。而儒学必将在今后拯救人类的灾难的实践中，起到绝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坚持儒学学说

儒学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有些人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编辑本段]儒学的未来展望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１９４８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１９５８年由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１９７９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我想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我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不必要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拒斥之。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我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２、儒家学派的一般特色
它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致力于在封建的体制内，或封建与公卿大夫制的体制内，追求社会的公正平允，他大概不以为当代的弊病可于封建制度之外谋纠正。毋宁可说他主张回到最纯粹的古圣先王之道。在他那时代很自然的将理想的历史来支持伦理的观念，孔子尝自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要了解孔子，必先明了他的时代。孔子对于治理庶事的兴趣，似乎枯燥平庸。但我们要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有其革命性的，虽然论语里有许多对于君主及公卿的话，在今日读起来，似乎是“迂腐的训词”。只要我们了解这时代背景，便可了解这些是对于当时的弱点及罪恶所作的剀切谴责之词，并且所谴责的人物都有权有势，能够轻易的将他杀害。
孔子无疑的是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教射的学校。他是第一个人明白的说“有教无类”。受教于他，准备从政及从事外交的人，都可不必顾虑到家世出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后仕宦制度的起源，有志于学的人便可不必问身世，以学者或官吏的身份，为君主服务。孔子常言从政的荣誉。至于孔子如何教诲他的弟子，可从他的弟子曾参所说的知其梗概。曾子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在另一处，孔子答问“仁”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门弟子前期者多任列国之公卿，后期者多从事教育及社会哲学。姓名事业可考者颇不乏人。
使教育不受阶级特权的限制，没有问题，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固然这个主张导致学优而仕的官僚政治，如前面所说但也含有近代民主主义之要素。关于孔子究竟具有若何程度的真正民主思想，论者的意见甚不一致，但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明了的，因为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从社会学观点着眼，有重要的关系。顾颉刚７认为孔子根本是支持封建社会的；梅思平１认为他是大反革命者。在中国这个问题自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及守旧人士的尊孔极有关系。但有其他学者，如郭××则着重孔子生活与学说中的革命思想，并以孔子的同情于鲁国三桓的叛臣为例。
孔氏门徒且有被指为鼓动叛乱者见墨子与庄子，墨氏与庄氏门徒是深知叛乱起于民不聊生的。第一个揭竿而起叛秦的陈胜，自称“张楚王”，他就是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其谋士，此学人于公元前２０８年陈胜败亡时死之，孔氏与墨氏门徒曾有多人趋附于他的旗帜下。
孔子似乎是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这样的人才必广事寻求。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
由以上所说，可得一个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倘使人人可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观察集团”之一员。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而且孔子常训告他的弟子“多闻阙疑”，并称许“史之阙文”宁留空白，不勉强写入疑似之辞。且曾说；
“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现代从事科学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但早期的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对人事的兴趣少得多。孔子曾勉励其弟子学诗，举列其他理由之外，说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也曾说同意南方人的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有迹象显示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参，对于科学有兴趣，可与后来的自然学派阴阳家比拟。但亦只有如此。
儒家认为宇宙天、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这个意思在他们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他们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
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还可认为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人的谦词，但不幸的是下面几句：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若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虽然如此，孔子的主张有其伟大之点。兹再征引几句，以示孔子的关心社会。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道德与政治视为合一不分，主政者视同家长，君正则民无不正。至于何者是德性，和平公正，意至明确绝无模棱。依据论语某章较后之儒但犹在汉代之前发挥“正名”学说。此学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之荀子荀卿学派最著称。名词使用之慎重，含义之深刻，可于古史春秋所载三十六个君主被杀之纪载见之。或曰“被弑”含有杀者有罪之义，或曰“被杀”含有杀者合法之义。杀者所以被认为合法，因为被杀者失其为君之道。孔子的学识具有民主思想，认为一国之君，名为受命于天，实为得之于人民，有天命自我民命之意。此学说在孔子之后的一百年，孔学传人孟子，特加发挥。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学家所争辩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对于不遵守教义的君主反叛问题，在两千年前儒家早有定论。儒家对此问题之革命倾向，同时又主张保持正统后来之儒家多作如此主张大概是因素之一，使后世之士大夫可以不为朝代更易所困扰。
下列几段言论可印证以上所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至于孔子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以仕宦之道，可于下列两段见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所言的“道”是社会中人与人正当相处之道，是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就是一个合作社会的道理，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没有冲突。但这被认为是包含在整个自然的道理中，所以人的善良与利群，是与宇宙间最高的权威相配合，这个最高的权威已不是远古所想像的人与物，而是个抽象得令人敬畏的“天”。孔子自己认为天“知道”并且“赞许”他的事业。在中庸那书里，宇宙的一贯道理说得明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心目中有了这个大自然的图案，我们当继续看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是人之性善或性恶大辩论的起点。中国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曾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将不久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与科学思想很有关系。

孔子为什么要开创孔学堂?

孔子的思想主张其一是“有教无类”，但当时主要是上层阶级接受教育，故孔子开创学堂使教育普及民间，也有推广自己学说，希望能够受统治者采用的因素。

孔子为什么要成立儒家学派

因为孔子想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现状。
孔子在当时适当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但又屏弃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加以吸收、改造和创新，早期的儒家学派终于诞生了。
但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具体过程也并不简单，他的思想来源不只是老子一人。鲁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西周初期，鲁国曾经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同时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东行就国的时候，曾将大量的典章带往鲁国，使鲁国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础。特别是由于周公对周朝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之后，周王室特许鲁国破格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

为什么要批孔子？

毛泽东是个征服者，是个充分实现了个人意志的伟大征服者。他从湖南韶山冲走来，一路上求学求道闹革命，勇往直前，斗争到底，所向披靡。毛泽东在军事上赶跑了蒋介石，在政治上打败了刘少奇，在共产国际骂臭了赫鲁晓夫，在朝鲜战场上也没有输给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本人如此长于斗争，善于斗争，乐于斗争，自己都忍不住要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曾对来访的尼克松女儿说过“这世界上只有斗争是永恒的。”对于一个屡斗屡胜的征服者，毛泽东对斗争的美妙感受一定不同于常人，他充分享受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无上极品般的个人意志自由。独孤前辈因无对手而郁郁寡欢，那么，他毛泽东的对手是谁？在建国之前，毛泽东的对手显然是蒋介石。有他老人家的诗词为证“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点评的人物都是帝王，而且在毛泽东眼里这些帝王还都有不足之处，毛泽东明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然是要看他老人家的了。毛泽东选择在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敏感时机，公开这篇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的抒怀言志诗文，显然是要给蒋介石以精神压力，是与蒋心知肚明的心理较量。也难怪蒋介石要骂“娘希匹，欺我蒋某人无文采！” 四九年建国以后，毛泽东先后战胜了更多的对手，他老人家放眼国内又环顾世界，发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到了这一步，他的尚活在人世间的对手就寥寥无几了。于是乎，在战天斗地之余，他要斗一斗藏在阴间里的鬼神，挖了全国的坟地，用来种粮食。作为一代思想宗师和革命领袖，毛泽东一定发现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时限性，他毛泽东已经掌握了执政权，实现了对整个国家资源的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执政者还是无产阶级吗？还需要进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暴力宣传吗？那不是要眼下的穷苦人重新像过去自己做的那样起来反自己吗？真正的马克思无产阶级斗争学说只是专为台下受压迫的穷人准备的思想武器，是穷人也就是纯粹的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专用品，毛泽东过去可以利用，今天自己成了最大的有产者自然不好再用了。毛泽东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暴力斗争学说进行改进，以便适用于过去曾经是无产阶级而今天已经成为当政者的自己，于是才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他要领导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他要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他要“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晚年对自己评价时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老蒋赶到台湾去了，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老毛是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的理论创新来看待的。我们且不论这理论的是非正误，只注意它对满足毛泽东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来说有重大价值。在毛泽东心里，他可能认为自己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这也可以认为他从某种意义上又战胜了一个大对手，又超越了一个体现个人意志充分实现的心理性大对手。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指导人民灵魂深处闹革命时，毛泽东必然地遇上了圣人孔夫子。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在强大的传统习俗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观念里，孔圣人是个谁也无法漠视，谁也无法绕过的强大存在。孔圣人的无上权威，与建立了盖世奇功有着崇高威望的毛泽东相遇时，一定激起了毛泽东的豪情斗志。设想一下：毛泽东在政治上战胜了国内外的所有对手；在革命理论上超越了国际导师的无产阶级斗争理论；在军事上战胜了国内的对手，打平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对手；在内心胆气上，他挖掉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长存的万家祖坟；在传统文化上，他破四旧，毁庙宇，焚家谱，……，他要改造这个世界，他要打烂旧世界，他要建设他心目中的新中国，与他毛泽东的上述作为相呼应，他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可以是改造中国人的灵魂，破除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然后用他毛泽东的新思想一统全中国人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就是要做中国人思想的新圣人新领袖，他只能与旧思想圣人孔子PK一番。除了批孔，还能批谁？除了孔圣人，还有谁有资格作毛泽东最后的对手？所谓粪土当年万户侯，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早就不屑一顾了，数风流对手，唯有孔子。纵然孔子死早了两千多年，也要与他较较劲，毛斗的不是死人，是寂寞。也许，一个无往而不胜的自由意志，除了斗争只会剩下无法忍耐的内心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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