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朱光潜的背景资料

Posted 2022-07-26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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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背景资料？

朱光潜，桐城县人。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15 岁上孔城高小，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在桐中他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国文教师潘季野熏陶而对中国旧诗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入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入学后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学教育。
民国7 年（1918）至民国11 年，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应邀于民国11 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编。编辑助手是当时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姚蓬子）。
在吴淞时期，朱光潜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不问政治，与左派郑振铎、杨贤江，右派陈启天、李璜等都有往来。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结识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诸友。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
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民国14 年夏入英国麦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民国18 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
英法留学8 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
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26 年5 月创刊，至8 月，出了4 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民国36 年复刊，民国37 年出了6 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 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27 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31 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江，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民国30 年至民国3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31 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民国37 年6 月29 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 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民国37 年10 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 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民国37 年11 月4 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 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他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7年，中国开始长达6 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 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 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 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 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 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 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 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
1980 年5 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 年3 月，朱光潜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主讲“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实为他后半生的定论。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 周年纪念会。翌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84 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 年3 月6 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在他逝世的前3 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
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 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 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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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
中国美学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主要编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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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

潜伏的背景资料

电视剧《潜伏》。
1945年初，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的余则成接到重要任务，和上级吕宗方赴南京潜入汪伪政府，暗杀叛逃的李海丰。吕宗方初到南京便遭枪杀。余则成单枪匹马暗杀了李海丰，得到军统嘉奖。这时，李涯共产党特使突然告诉他吕宗方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更让余则成惊讶的是，深爱的女朋友左蓝也是共产党。根据吕宗方对余则成的评价，特使希望余加入地下党。
余则成无意中发现戴笠等人为私利而向日军泄露新四军情报，也彻底看清国民党失去民心的原因，加上左蓝的劝告，遂弃暗投明。党组织要求他留在军统，潜伏待命，代号"峨眉峰"。
余则成受命到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吴敬中要求他把夫人接来。党组织给他派来了大方朴实、泼辣耿直的女游击队长翠平，让两人做起了假夫妻。练过功夫、枪法如神的翠平不适应吃西餐、打麻将的官太太生活，闹出不少笑话，多次强烈要求离开，二人在生活细节和性格上也冲突不断。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开始"军调"。余则成发现中共派来的军调人员中竟然有左蓝。余则成把军统在中共代表身边布下的监视特务名单交给左蓝，并公之于众，首战告捷。

特务站内部明争暗斗。站长动用潜伏在延安的特务"佛龛"调查左蓝和余则成的关系，行动科长马奎还抓捕了余则成的联络员秋掌柜。余则成与左蓝利用特务站陆桥山与马奎的争权夺利，将"峨眉峰"的帽子戴在了马奎头上。最后，马奎被转运时逃脱，而左蓝挖出"佛龛"，用他换回了受尽酷刑的秋掌柜。身份暴露的"佛龛"李涯分配回到天津，他提议让余则成策反左蓝，以测试余则成。余则成和左蓝设法绕出了这个圈套。李涯又设计让马奎太太以“递交情报”为由和左蓝见面，计划借此诬陷我军代表“进行间谍活动”。余则成设法了解内情后让翠平中途去拦截左蓝。眼看就要成功，不料途中横杀出咆哮着寻仇的马奎，一番激战，左蓝和马奎互射身亡。左蓝的牺牲让翠平第一次看到地下斗争的残酷，开始慢慢理解余则成的潜伏工作，两人渐渐有了默契。李涯出于私怨找余则成一同对付陆桥山，而余则成则利用这个机会几经争斗，陆桥山被迫调走，余则成晋升为天津站副站长，获得了更多情报。
情报贩子谢若林告诉李涯一条关于我方派出一个女人到天津、与"峨眉峰"以夫妻名义工作、掩护其潜伏的情报。李涯开始怀疑余则成。他派一个名叫许宝凤的女人伪装成共产党，接近翠平，套出翠平真实身份。在翠平完全暴露的极端危险的局面下，余则成将计就计，伪造了一盘似乎说明李涯是我方情报人员的假录音带，然后借此回击说李涯的情报来源完全不可靠，从而实现了绝地大翻盘。
内战到了最后时刻，国军将领钱斌将去南京向蒋介石口述天津的城防计划。余则成准备在钱斌回到天津后实施绑架。翠平则提醒应该让钱斌去不成南京，让敌人再派别人去，这样就多了一个目标，之后再绑架钱斌或者另外一人都可以，余则成没想到翠平变得这么成熟了。余则成了解到钱斌患有哮喘，于是把哮喘病的禁忌药物注射进钱斌喜欢喝的红酒。不知不觉，余则成和翠平彼此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情意。
国民党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李涯负责战后特务潜伏计划--"黄雀行动"。在招募潜伏特务的时候，竟然发现许宝凤，许宝凤的交代让李涯知道了翠平确实是共产党，于是追捕翠平，翠平在逃跑过程中被敌人发现。撤离前余则成得到总部最后一个指令：翠平牺牲，你已危险，速离。但余则成必须在离开之前拿到潜伏特务的名单。历经千辛万苦，余则成拿到名单，并藏在鸡窝里。余则成正准备离开天津，站长却突然要他跟自己马上去机场，飞广州并转到台湾，执行"海峡行动战略"。

机场，余则成在混乱的人群中看到了化身奴仆的翠平，原来翠平没有死。二人相距咫尺，却又不能相认。余则成只好做个暗示，翠平洞察明白了，找到了他留在鸡窝里的情报，上交了组织。回到后方的翠平产下一女，为了保证余则成的安全，她甘心隐姓埋名等待丈夫归来。跟妻子失散后的余则成，处处打探翠平的下落，可他却连翠平的真名都不知道。组织上又下达了新的潜伏任务，来到香港的余则成需要跟新的同志组成家庭来掩护身份，而组织上给他指派的“妻子”竟然是在自己的引导下投身革命的晚秋。

朱泳燚背景资料

朱泳燚1960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现任江苏省常熟中学高级教师，1984年评为特级教师。1988年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评为首批江苏省名教师。1993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聘为特约编审。
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多次参加编写本省、全国和香港地区中学教材；应国家教委聘请，先后参加起草、拟订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学大纲》。
1959至今，已在中央和省级以外国外专业刊物发表教学经验总结、教学研究论文和语言研究论文200多篇；出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表达》、《科学小论文写作》两本，专著、合著多种。语文专著《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多次在本省和全国获奖。

朱自清的背景资料

朱自清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卒于1948年8月12日。原籍浙江绍兴。因为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朱自清在家感到很没趣，过了几天悻悻离去，不免加重了对父亲的怨恨。这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以至1923年暑假朱自清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朱自清认为自己没错，不肯认错。父亲朱鸿钧也认为自己没有错，老子用儿子的天经地义，为父有错也不该认错。于是双方进入了“冷战”，朱自清也就几年不回家了。其实，晚年的父亲朱鸿钧表面上对朱自清很冷漠、很苛厉，实际一直挂念这个在外讨生活的长子。可传统的“父子纲伦”使他不愿低下为父之头向儿子认错，父亲朱鸿钧就以惦记孙子的名义和朱自清书信往来。这也就是《背影》里所说到的“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这种父子失和状态对孝顺的朱自清是一种折磨，给朱自清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创伤，使他痛苦、焦虑和自责。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十月的一天接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父亲在信中提到：“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封家书使朱自清心灵深受刺激，那种父子骨肉相连的情感使他不禁悲从中来。毕竟血浓于水。于是，朱自清回忆着八年前与父亲离别的情景，含着泪水，写出了父子情深的《背影》。《背影》首刊于1925年11月22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00期，后收在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背影》散文集里。
1928年秋日的一天，在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朱自清的三弟朱自华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忙奔上二楼父亲卧室，送给父亲朱鸿钧先睹为快。此时的父亲朱鸿钧已行动不便，就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朱自清的文章《背影》。诵读时，父亲朱鸿钧的两眼老泪纵横，手不住地颤抖，但读完后，昏黄的眼珠却放射出光彩。他明白了儿子读懂了自己过去的关心，也明白自己错怪了儿子，他谅解了儿子。从此父子矛盾得缓解并消逝。父亲朱鸿钧在看到《背影》以后去世的，但他是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的。
朱自清的父亲叫朱鸿钧，字小坡，1869年出生，是个读书人，做过一些小官。他官职不大，但不时要调职到一个新的地方，曾在江苏东海、高邮、扬州、徐州等地做官。最后在徐州做到“烟酒公卖局长”。1917年自徐州失业后，便仕途坎坷、生活渐拙、老境颓唐。1945年逝世，终年76岁。朱家是书香门第。朱自清是家中长子，父亲朱鸿钧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将来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从小就对朱自清既格外宝贝，又严加培养，一方面尽力保证小朱自清的生活无忧，同时对小朱自清学习督教甚严。朱自清小时候，科举初废，新学刚兴。父亲对新式学校的教学方法和读书效果很是怀疑，便把他送到秀才或举人那里学习古文和诗词。放学回来，父亲总要过目小朱自清的作文。经常是在晚饭时分，小朱自清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旁，父亲朱鸿钧一边喝着老酒，一边摇头晃脑低吟着小朱自清的作文。看到先生给予好评，就点头称好，欣然喝酒，顺手奖给儿子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看到文章所评不好、字句被删改太多，父亲朱鸿钧就训斥儿子，即使小朱自清泪眼汪汪也不放过，甚至一把火把小朱自清的作业烧掉。在父亲严格督促下，小朱自清在古诗文和经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朱自清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对朱自清以后成为一代散文大家影响巨大。对于小朱自清，父亲朱鸿钧既有严厉的一面又有慈爱的一面。朱自清在散文《冬天》里回忆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冬天的夜晚特别的冷，父亲便起了炉子，煮上白水豆腐。但‘洋炉子’太高，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进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都喜欢这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寒冷冬天里，父子围炉坐吃，父亲为儿子夹白水豆腐——多么温暖的父子情！然而，父亲朱鸿钧大半生生活在清代，毕竟是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在我国历史上，“父为子纲”，父亲可以安排儿子一切，儿子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父子之间尊卑关系是不可侵犯的。传统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往往是板着严肃的脸，极少露出笑意的。受此影响，父亲朱鸿钧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丈夫、父亲，他虽爱儿子，但并不多表露，而且很严厉，随意操作儿子的生活，有浓重的封建家长礼法。小时候的朱自清没法违逆父母等大人意志，加上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他对父母态度是顺应的。十四岁的时候，朱自清的第一次婚姻就确定了下来。十八岁的时候，在父母要求下，朱自清就与父母包办的女子结婚了。幸好二人感情还融洽。 1916年夏，朱自清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由于父亲失业“赋闲”，失去了经济来源，家中人口又众多，家里经济非常拮据。但为了让朱自清在北京安心念书，父亲不让家人把家事告诉他。但朱自清还是在暑假回家时察觉了。朱自清为减轻家里负担，提前投考北大，进入哲学系。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朱自清受五四运动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伦理”、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的精神影响，具有了挣脱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束缚，争取人格独立解放的新思想。受着新思想熏染的朱自清对传统的旧家庭伦理关系不满，具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思想，而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愿望是当时时代特征。父亲朱鸿钧失业后，举债度日，故债台高筑。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要负担家庭的经济。面对新思想的儿子，若能稍微平等态度与儿子商量，朱自清还是愿意尽力承担应尽的义务的。但老派思想根深蒂固的父亲没有把成年的朱自清视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而是像封建专制家长一样要继续完全控制朱自清。朱自清没有独立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即使朱自清已经成家立业了，也依旧如此。加上父亲的妾在中间挑唆，封建家族大家庭特有的“琐屑”之事，自然造成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为了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维护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威，在朱自清1921年回扬州任扬州省立八中教务主任时，父亲朱鸿钧凭借与校长的私交，直接拿走了朱自清当月的全部薪水，这种专制式的家长行为极不尊重人，使朱自清非常不满，他愤然离开扬州，到外地宁波、温州等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1921年冬天朱自清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这又使父亲朱鸿钧感到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一旦翅膀硬了，就抛弃了自己和这个家庭，激怒之下而不肯原谅朱自清。朱自清和父亲朱鸿钧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旧传统与新观念的矛盾，是旧思想和新思想的矛盾，是专制和自由解放的矛盾，是父亲的封建家长专制与儿子个性自由思想解放要求的冲突。这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 1922年暑假，朱自清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朱鸿钧先是不准朱自清一家进家门，虽在家人劝说下让步了，却不理睬朱自清。

忆朱光潜先生是从哪些方面介绍朱光潜先生的

三个方面：
1、教学方面；2、学术翻译方面；3、关心青年方面。
朱光潜（1897年-1986年），字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关于朱光潜的《谈美》

朱光潜《谈美》 2009-12-22 13:50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谁都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你说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这也是只是一种看法。换一个看法,你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换一种看法,你说它是善的或是恶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但是你从正面看,我从侧面看,你以幼年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能影响到所看到古松的面目。古松虽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却是两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画成一幅画或是写成一首诗,我们俩艺术手腕尽管不分上下,你的诗和画与我的诗和画比较,却有许多重要的异点。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物的形相都带有几分主观的色彩。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祗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祗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劲拔的古树。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它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的观赏它的苍翠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晴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它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意义。事物本来都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像被火烧过的小孩子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做“饭”,天天穿的东西叫做“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敌人,于是才有所谓“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类意义之外,便寻不出其它意义。所谓“知觉”,就是感官接触某种人或物时心里明了他的意义。明了他的起初都只是明了他的实用。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他起反应动作,或是爱他,或是恶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个美人,不说“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儿子。”他只说:“我看她这人很有趣味,我要来研究她的生理构造,分析她的心理组织。”科学家见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坏,我要掩鼻走开。”他祗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他的化学成分,看看没有病菌在里面。”科学家自然也有见到美人就求婚,见到粪就掩鼻走开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由科学家还到实际人的地位了。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某者为因,某者为果,某者为特征,某者为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等等,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种种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实用的态度中和科学的态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的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们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叫做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形相”。美观经验就是形相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形相于直觉时特质。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尝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状态。人所以异于其它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呕心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它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却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面。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都过去了,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魂的成败对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神领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魂。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它们永远对于人是亲切的。由此例推,在几千年或是几万年以后看现在纷纷扰扰的“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主席”、“代表”、“电影明星”之类对于人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个时代有类似长城和短歌行的记念坊留给后人,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还是很亲切的么?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贵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选自朱光潜《谈美》)你要一篇文章还是全集下载啊

朱光潜的生平轶事

●朱光潜遭遇“朱光潸” 名美学家朱光潜早年出版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过了不久的1936年初，朱光潜在写《文艺心理学》等专著之余，又写出一部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时，将《谈美》封面附注上“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书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不久，上海书摊上便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题目为“致青年”的书。书名接近，姓名几乎难辨不说，该书竟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与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副题只少一个“第”字，打眼看去，没有什么分别；封面设计也追踪摹形：书名字形，位置相仿，连一些直线中间嵌一些星星都一样，所以，一位朋友寄这本书给朱光潜后，连朱光潜自己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后，朱光潜先生竟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首先，他请朱光潸原谅，说是自己误将此书认作自己的了。接下说： “光潸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动，姿态，性格等等，为了以上所说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动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而写信给你，似乎有些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一个读者。如果这个资格不够，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写《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潜先生将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略作回溯。认为当时“稚气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台词，大约是告诉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就算一时得逞，也难免长久不被人戳穿，落得个不道德名。这封信的落款也颇有意思：“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当然无法寄出，只好在《申报》上发表。
●朱光潜三立座右铭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美学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他一生曾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索。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是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是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是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则是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不仅集中反映了朱光潜先生求学时的精神状态，而且贯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潜先生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先生兴趣广泛，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著名的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先生认真思索后，决定迎着困难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座右铭共6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先生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他80多岁时，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任务。朱光潜先生三次所立的座右铭，由于环境不同，侧重点自然有异。第一次，主要是确立做人求学之志；第二次，侧重点是理想、事业的抉择；第三次，在学有所成后，对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从朱光潜先生三立座右铭中，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自我砥砺、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难道不应该获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启迪吗？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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