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王安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了什么改革

Posted 2022-07-13 王安石

篇首语：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知识大全王安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了什么改革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安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了什么改革

富国之法（也就是你说的经济）：青苗法（这个众所周知）农田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
取士之法（朝堂，算是政治）：改革科举整顿太学改革官吏选拔
*附：强兵之法（军事）：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设军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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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目的和含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程序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域性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杨坚做皇帝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了哪些革新措施？

隋文帝即位期间为重新统一的帝国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新都城。他还开始了连通两条中国最大的河流——流经中国中部的长江和流经中国北方的黄河——大运河的建造，这条运河在他的儿子杨广统治期间峻工，为中国南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文帝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在许多世纪中，这种制度不断地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才华出众的人输送到政府机关，为中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吏（汉朝最先采用这种制度，但在汉朝灭亡之后的长时期内，许多政府官职都实行世袭制）。
隋文帝还坚决实行所谓“避免制”——郡守不能在他们的出生地任职的政策。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即可以防止任人唯亲，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郡守获得太大的势力范围。
隋文帝虽然在必要时能采取果断行动，但平常总是谨小慎微。他反对铺张浪费，似乎减轻了臣民的税赋负担。他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
隋文帝的成就与大多数君主和征服者相比可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却远比别的君主缺乏自信心。虽然他是数以千百万人的强大的、成功的君主，但是却似乎特别怕老婆，他的老婆虽说是盛气凌人，可是却特有能耐，在他夺权和即位期间帮了他很大的忙。604年隋文帝驾崩，时年六十三岁。人们都认为他是他的次子（皇后的掌上明珠）阴谋的牺牲品，他的次子继承了皇位。
新皇帝推行倒行逆施的对外政策，百姓深受其害，最终在中国爆发了反对他的统治的叛乱。他于618年被杀害，他一死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这并不是中国统一的结束。隋朝很快便为唐朝所取代，唐朝从618年统治到907年。唐朝各代皇帝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保持了统一（唐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部分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更多是由于当时文学艺术的伟大繁荣）。
隋文帝究竟是一位多重要的人物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人们可以试着把他与欧洲帝王查理曼相比较。两个人的生涯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当然查理曼在西方远比隋文帝在中国有名气，但是隋文帝似乎是两位君主中较有影响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统一了中国，而西欧许多重要的地区（如英国、西班牙和义大利南方）却从来未被查理曼征服过。第二，隋文帝建立的重新统一行之久远，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第三，唐朝取得的文化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治统一后出现的经济繁荣，而查理曼王朝的文艺复兴却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最后还有一点，隋文帝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把欧洲在整体上对世界历史的作用大这个因素考虑在内——隋文帝对历史的影响仍比查理曼大很多。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象隋文帝那样有持久影响的帝王的确为数不多。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公元589年，隋文帝遣兵挥戈南下，灭亡了割据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大隋朝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杨坚由继承父亲杨忠的随国公起家，其家族曾被赐姓普六茹，，进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

大隋开皇盛世气象恢巨集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线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程朱理学祖师朱熹激动地评价这位伟大的皇帝：“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后世的魏徵赞叹道：“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可见隋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对后世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却很多。如三省六部制、开皇律、州县两级制、均田制、大运河、科举制度、长安城、洛阳城、义仓的创立。
文帝在位24年，被次子杨广谋杀，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县西南20里）。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怎么样

历史上关于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毁之者认为他是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誉之者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改革家。读过《警世通言》或许都知道里面有一篇《拗......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諡“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人物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王安石提出过什么改革

改革运动
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鄞州任职期间从哪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实践

政治与经济。

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了哪些改革

没有什么改革，还没成立几天就被人家打败了，一个形式而已，助人为乐不容易，还望采纳，谢谢。

王安石改革利弊如何？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编辑] 经济方面制置三司条例司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均输法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定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负担。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类似现代的农民贷款)。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地方税的一种，但是专用于水利)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专职公务员制度)。方田均税法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类似官仓和现代商业银行的混合体)。 [编辑] 军事方面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类似现代后备兵制度)。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编辑] 教育方面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编辑] 实行效果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王安石急于求成，推行过急，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韩琦在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熙宁八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编辑] 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8]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9]。支援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编辑] 历代评价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10]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1]。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2]。[编辑] 失败主因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不针对到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物件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任用非人——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知识大全 王安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了什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