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 1500字以上！不用太华丽，通俗易懂就可以了，普通应试论文

Posted 2022-05-08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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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
纵观历史朝代，前尘滚滚、后世硝烟，我们历代经历生存都逃脱不了情感的洪潮。
然后红楼，则成了历史中的一叶典型的情感扁舟。
它成为了古代情感的终始递接到现代情感的开端，成为了情感史的递接桥梁。
现在有多少人都在研究红楼，但是仍然参悟不透其中的高深与妙绝。
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情感的激烈执著、悽怨哀美，在强有力的精神推动下展现了他们对爱情
在精神力上的质感。我们看到的是镜中花、水中月，月朦胧、鸟朦胧的神祕情感境界。
他们那种精神上、肉体上的迷离情感，都含蕴著自己的愚蠢，封建思想的禁锢使得他们
都成为了爱情的奴隶、历史情感中的悲剧角色。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疏离和冷淡。
转身走开，徒留下的却是自己那苍凉、惨痛，甚至是可悲、可怜的脚印。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和时空中表演着自己绚丽却也不失味道的情感。
即使遗憾，却拥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灌溉；即使可悲，却拥有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即使可怜，却拥有了他人后世的同情与怜叹；即使成为历史，却也拥有了后世人无尽的膜拜与赞叹。
转眼现在我们的这个繁荣、快速进步的现代社会。我们以为我们很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很幸福，我们以为我们
这样，就什么都比古代的一切还要完善。也许，我们满足了物质的给予；也许我们满足了现在都市的喧嚣；也许
我们满足了周遭环境的科学与现代，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也许我们在精神方面却是贫瘠的、荒凉的。
我们有充实的科学知识，我们有古人根本不可有的见识，但是也许我们没有古人那种可以灰肥湮灭般的爱情真理。
也许是我们没有勇气去体验那种大悲大喜的、跌宕起伏的情感。
也许爱情的悲剧存在于每个时代。痴也好，傻也好，所有一切的轰轰烈烈和遗憾惋惜都成为了历史潮流中的一点飞灰。
樯橹灰飞湮灭般的痴缠恩怨都在历史的前进中被我们叹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际遇和悲剧，歌功颂德和情感悲剧
都是历史中不可少的一个点缀体。〈红楼梦〉在我看来是一部复杂、高深、抽象的文学钜作。书中的痴男怨女都在爱情
光芒的笼罩下演绎著自己人生的悲和喜。然而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悲剧，只是情感悲剧的方式会过去，可是情感与悲剧却
不会流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也有自己的情感悲剧与体验。转眼看看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也有自己的悲剧
历史可以观看，也许在发生，也许已经发生，只是我们都没有完全的看到红尘中情感悲剧的颗粒的漂移。
纵使黛玉和宝玉生存在了一起，但是也许他们过不了历史考验的每一天，在不同的历史角度观看也有着不同的结局。
注定在一起的情感也许是在给予机会给他偿还，缘分就是这么微妙不可言，无论前生前世是谁欠了谁，今生今世是谁来报答谁。

求一篇2000左右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鉴赏，不能是网上有的，谢谢

试论《寒夜》的主题意蕴
　
摘要巴金后期小说《寒夜》,篇幅短小,但其内涵却非常丰富。本文剖析了造成这个家庭悲剧的种种矛盾，指出其根本原因正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并分析了以婆母和曾树生为代表的两种中国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最后探讨了作品 “掘发人心” 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社会悲剧文化冲突女性意识
　1 社会历史时代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社会现实批判。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寒夜》寄寓著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巴金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来表现小人物的悲剧,重要的是揭示了旧制度灭亡的必然,表现了对新生活的渴望之情。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寒夜”就是国统区阴郁现实的象征。
《寒夜》是巴金于 1944 年创作的，是一部充满著浓郁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了主人公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小说中,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了家。小说的结尾,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可以说这既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巴金把小说中的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络在一起。在巴金看来,正是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现实造成了小说中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还说,“我们没有发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在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以及家庭的破碎,都和这样的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 文化观念冲突的表现
美国思想家杰姆逊说:理解文学必须提高到文化的高度。实际上,小说中的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在这个家庭中,婆媳之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导致这个家庭破碎的一个重要原因。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像中国所有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一种伟大而自私的爱。她以中国传统的母爱去关爱儿子,对儿子关怀备至,以中国传统母性的勤劳操持家务,任劳任怨,无论付出多大的辛苦和劳累也心甘情愿。
但与此同时,她也以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著儿媳妇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曾树生化装,她认为是装出小姐的样子,曾树生作为职业女性的社交活动,在她看来是胡闹鬼混,让儿子好好地管教她,教训她。
　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发生激烈冲突。她试图通过汪文宣来压制曾树生。她不是去理解、支援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她要儿子毫无保留地站在她的立场上。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
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女性,一个是守旧保守的古董式的女人,显然这种矛盾性差异集中表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和文化期待之上。
　3 女性意识的觉醒
本文将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悲剧作品置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命题之下加以考察，从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女性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女性意识的萌动等三个层面阐述女主人公曾树生主体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女性生存困境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从中透视出作品的深层悲剧内涵。
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
汪文宣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他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热情开朗、聪慧美丽，对生活有所渴望。虽然,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是那种日常生活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喜欢追求物质享受，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她怀着崇高理想步入社会，战争、艰难的生活使她理想破灭。但她与丈夫对待命运的态度是不同的，她没有消极地顺从忍受，甚至萎缩个性，牺牲幸福以求生存。而是不甘屈服，努力抗争，在社会上取得自己相应的位置。她在银行工作,学非所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花瓶而已。她感到痛苦无奈。但是,她不是那种很庸俗的女性,为了金钱就可以出卖身体,同时也不是那种很朴素的女性,甘心于沉重而贫困的生活。她对生活的要求,无非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温暖的家庭,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过著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这种对世俗幸福的渴望,固然不是崇高的,但是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汪文宣却无法给她这种生活,于是,她离家出走。
　而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预示著即使像曾树生这样有理想和追求的知识妇女，也要在生活的苦海里挣扎，美好的追求最后也变成了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从而充分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从另一个侧面也探索了知识分子女性的命运和出路，从另一个侧面也探索了知识分子女性的命运和出路，给读者以沉重的人生思索。作为旧中国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和人生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也许这就是两名悲剧人物的形象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知网百度百科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谁和巴金的《家》中觉新的人物形象最接近？

《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都是长子，都承受着家庭的责任和内心新思想的痛苦，是新旧矛盾的最重要的体现。呵呵

求翻拍自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电视剧，或者中外名著翻拍的电影电视剧

白先勇的《孽子》和《游园惊梦》
有一部改编自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准备上映

云南大学2015现当代文学怎么考西方文论了

这个很正常啊。想考就考，文学怎么考也不超范围，而且现当代和西方文论关系很密切。现当代是受西方大量影响的开端

370分能进入新疆大学现当代文学复试吧

应该没问题的，分数已经很高了，新疆大学在C区，分数要求相对是比较低的！加油！

文科现当代文学专硕学费一般多少

你考哪个学校的呢，每个学校的一般都不一样，你可以到目标学校的招生简章里检视，才思，教育

现当代文学试评周作人散文的“涩味”和“简单味”

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涩味”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文词之“涩”即以文言入文；二是心绪之“涩”，在周作人的许多散文中都可以读到淡淡的惆怅，其情趣也常是落寞的.此外，周作人的“涩味”还往往在于他文章的“隔”。而“简单味”具体说，就是不肯修饰太过，不帮作高深，语言以白话口语为主，写来简练无华。周作人他自己的一些篇什，那种叙事角度的率真也容易造成“简单味”。

求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两篇报告，太忙没时间写了，要求内容深刻一点，三千字以上。

第一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络，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络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巨集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型别、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络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网 LunWenNet.Com]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字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字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资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影象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著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第2篇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文体，其文体特性是什么?历时性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差异去领略这种文体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辩证地理解和掌握这一基本问题。
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一)胡风:报告文学是杂文的姊妹。
胡风于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速写及其他》的短论。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新文体的独特理解和阐释”m。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报告文学称之为“速写”，“‘速写’为什么能够发达得这样快呢?说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处在非常穷困和忙乱的境况里面，这种文体最和他们相应。”“十几年来剧激的社会变动所掀起的瞬息万变的波纹，使作家除了在较大的规模上创造综合的典型外，还不能不时用特殊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态度，运用他的锐敏的锋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浊相抗。”胡风把报告文学与现代杂文相比较，认为它们是“姊妹”。“姊妹”当然有相像的地方，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是“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 ,“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是两者共同的社会职能。他认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fuuilleton)"，而速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 sketch)"。两者“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社会批判”这个意思在胡风的报告文学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处地方用到诸如“解剖”、“战斗性”、“锐敏的锋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词。而批判的实现，得建立在“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侧面”的报告上。它有三特征:
(1)它不写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现实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实在的事件。
(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
(3)不描写无关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
胡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讨，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里，他告诉报告文学的作者，要“从繁杂的现象中间抓出那特殊的一点”，“应该从特殊的侧面反映全体，应该在一般的现象中间注重特别激动我们的事件”，他举例说，“与其详细地叙述堆积在车站的行李和拥挤著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写一写在那里被挤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这就是文学的取材眼光与表现手段—典型性、特殊性，关乎人类情感(用“心灵去画出场景”)。这样自有“作品的表现力”。
概括起来说，胡风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1)坚持社会批判;(2)有以真实性、社会性、本质性为基础的新闻品质;(3)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品质。
(二)茅盾:“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
茅盾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该文发表于1937年《中流》杂志。
“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直须是真实的事件。
在茅盾的眼里，报告文学是这样一种文体:它具有新闻性—立即报道生活中真实的关乎“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事件，不容虚构;它具有文学性—“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它秉持“尖锐的批评”性—把对“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进行“解剖”、“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务”。“新闻性的获得，将报告文学同一般的文学文体作了区别;文学性(形象性)的设定，将报告文学与新闻文体作了分离;而批判性(论评性)的造就，就使报告文学从一般的新闻文体、文学文体中独立了出来。这样的文体，就是独具特性的报告文学。
回望历史，1930年代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的认识，最突出、最一致的一点，是它的社会批判精神。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危险”即来自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体，更需要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现现实，参与甚至干预生活。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我国作者在介绍基希的作品、推广报告文学这一新型文体时，首先确认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已成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成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其次是新闻性，坚持真实，拒绝虚构;快速反映，讲究时效。但关于文学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风强调的是文学思维、文学表现力;茅盾则要求以“小说”的规范来规范报告文学。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就三次强调“小说必备”的“一切艺术条件”。茅盾是小说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同是小说家的高尔基持相同观点)。从理论的视角看，也许对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境界，使之尽快与纯新闻文体剥离不无意义，但其侷限在于，用“小说”规范取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无疑使“文学性”内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会阻碍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表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缺乏成熟的认知。
二、1970年代的话语
根据王晖的观点，1950-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规范场之中，政治文化制导它的发展。前十七年，出现过由战地报告(抗美援朝)到工地报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农村报告(生活变迁)的转换，其中写人(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并延续延安文学传统，以“歌颂”为主。“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曾露头角，但如昙花一现，随着反右斗争的到来，一大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迫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着，“大跃进”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伪报告文学”泡沫;进人“文革”十年，报告文学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没有一篇作品外，最后还沦为了“阴谋文学”的工具(如《西沙之战》、《大地的翅膀》等)。
这一时期是“革命话语”“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时期。它不仅制导创作，同时也制导著总结创作的理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例外。《辞海》(1979)的解释可为代表:“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
这个条目给我们如下资讯:
(1)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奴埠意识。
(2)真实性受到削弱。既“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逃不脱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方式扭曲客观本在事实。有学者称，十七年的报告文学都“遵循一种典型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而“所谓典型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张。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只能是为之服务的“政治”，而要“服务”好，夸张则是必要的“修辞手段”。
(3)文体尚没独立。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的名称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写”(受苏联影响)。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归其类的现象，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等，既进新闻通讯选本(属新闻文体)，又进散文特写选本(属文学文体)。
三、20世纪末的认知
历史进人20世纪后期，政治语境经过改写，报告文学自《哥德巴赫猜想》起，出现了振奋人心的“阳线”，创造了世纪辉煌。创作现象反映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出现了三大变化:
(一)文体获得独立。
1979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成果之一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确认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黄钢表述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字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肯定。
独立的表现有三:一是定位为“一种边缘性体裁”。“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边缘性体裁”。 “兼有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边缘文体，兼有新闻和文学价值。”网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统计学·一等等与文学的结合，“边缘性文体”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二是报告文学独立设奖。1980年全国举行1977-1980年区间的三项文学(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共计80篇获奖作品，报告文学占了30篇。这是第一次对报告文学评奖，标志着它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并驾齐驱”。“它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勃兴起来了。它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三是创作队伍相对专职化。从报告文学诞生以来，作者基本上都具兼职性质，由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来客串。到了这一个时期，虽然兼职队伍依然继续存生，但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出现了，如鲁光、乔迈、陈祖芬、孟晓云、祖慰、贾鲁生等等，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急求！当代文学作品文革中的教师形象有哪些啊，求各位大神解答！

鲁迅作为一代文学泰斗，现代文学奠基人，其笔下的人物众多，形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但对于自己的老师，鲁迅只写过三个人，一个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另一个是《藤野先生》里的腾野严九郎，再一个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章太炎。作者无论是对自己的启蒙老师的回忆，还是对异国恩师的怀念，无不饱含敬意和真情，读来感人至深。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作者对老师的描写是这样的：“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本城中极为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在这里，先生“和蔼”地答礼，可见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作者对先生的“恭敬”是出自于对先生“方正、质朴、博学”人品的敬畏。作者寥寥几笔便把一个威严又和蔼可亲、令人敬佩的私塾老先生的形象勾画出来。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我们从这位私塾老先生的身上也可看到封建教育深深的烙印：要学生行跪礼、备着戒尺、罚跪的规则，当鲁迅问“怪哉”虫是怎么回事时，他“很不高兴，面上还有怒色”，他一味要求学生按封建教条读死书，死读书，读他指定的书，对于书外的问题不予回答。不过，老先生还是比较开明的，“他有一条戒尺，但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不轻易体罚学生，说明他对“不打不成才”的封建教育方式还是持保留态度。对于学生溜到后花园去玩，并不是不允许，而是去的人“太多”、“太久”就不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教育管理方面是严而有“度”。怪不得他对学生也“大叫”、“瞪眼”、“怒斥”，但这并没有给鲁迅带来半点恶感，更没有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恐惧的阴影。先生还有刻板、迂腐的一面，这除了表现在向学生灌输封建教育思想，要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外，还体现在作者对他与学生一起朗读时的迂腐神态的直接描绘：“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著，向后拗过去，拗过去。”短短几句，写出了老先生的迂腐，但透过先生这略带迂腐的神态，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些许的幽默。总之，作者对三味书屋的老师的描写是很有分寸的，无论是整体的描绘，还是区域性的言行动作描写，始终扣住“方正、质朴、博学”几个字，作者既肯定他的认真负责、和蔼可亲的人品，同时也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批评了他的刻板、迂腐。
在《藤野先生》中，作者描写藤野先生，先从正面入手，写他的“黑瘦”、“八字须”、“缓慢而有顿挫的声调”、“戴着眼镜，挟著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然后通过熟悉掌故的“留级学生”侧面介绍，他衣着“模糊”，冬天穿旧外套。这样，作者用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写法，描画出一位生活俭朴，治学严谨，不讲究衣着打扮，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学者形象。
更难能可贵的是，藤野先生对来自异域弱国的鲁迅，能抛开民族偏见，给予了格外的关怀和精心培育。他主动为鲁迅添改讲义，“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一一改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还为鲁迅改正解剖图，循循善诱地说：“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画”；解剖实习开始时，“因为听说中国人很敬重鬼的”，藤野先生很担心鲁迅不肯解剖尸体，直到看见鲁迅“没有这回事”时，才“总算放心了”。这些具体事例，不但表现了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也体现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热情关怀，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没有民族偏见的学者人格的伟大。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和帮助，还体现在部分日本“爱国青年”蓄意制造的“匿名信”事件上，当鲁迅把这事告知藤野先生时，藤野先生便和几个与鲁迅熟悉的学生一起去诂责学生干事，终使流言消灭。在这里，作者用受了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毒害和嫉妒心理严重的部分日本青年，来反衬藤野先生扶助弱国弱民的正直无私的伟大人格。正是由于藤野先生的真诚帮助和正直无私的关怀，使得一别二十多年后鲁迅“总还时时记起他”，并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最伟大的”。这种出自内心的崇敬和感激，充分体现了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鲁迅这种崇敬和感激的怀念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烈，以至“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正是藤野先生“为中国”、“为学术”的精神，激励著鲁迅勇敢地战斗了一生。至此，作者把一个具有高尚人格，令作者至死难忘的学者、恩师形象充分展示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