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仁者寿 盛世享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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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为福寿之本”,大凡长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乐于奉献,永思进取。他们胸怀宽广,助人为乐,对人生、事业、理想充满信心,奋斗终生。百岁老人汪培娲就是这样的人。
汪培娲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位女馆员。她14岁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五·四”运动,后考入燕京大学,又升入协和医学院攻读妇科,获博士学位。在协和医院与中国脑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教授喜结良缘。解放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汪培娲辞去公职,一心辅佐丈夫为发展脑神经外科而无私奉献着,成为一名“三无”(无公职、无工资、无实权)女性。晚年,她潜心于书法绘画、练剑习武、赋诗奏乐。她曾连续六届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日前,记者在一所古朴的小楼里采访了汪培娲老人。进入汪培娲老人的住所,只见墙上挂着老人亲手书写的“芝兰之室”和她画的几幅仕女画,写字台上摆着文房四宝。老人端坐在靠椅上,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慈祥的脸上透露出儒雅的气质。
“起死济贫”志学医
汪培娲老人生于1904年,今年虚岁正好100岁。她少年时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师),和邓颖超同校。她俩虽不同班,却交往甚密,情同姐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汪培娲跟随邓颖超,参加了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游行示威和演讲宣传活动。作为学生代表之一的汪培娲始终走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1922年,汪培娲在女师毕业后,学校想让她留校,任教体育,但被她拒绝了。她看到国家的贫困,看到医生之少、穷人求医之难,便立志“救死济贫”。为此,她特地在中西女中学了两年英语。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协和医学院深造。1932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因德才兼备被留校作妇产科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的妇婴不计其数。长期紧张的工作,吃睡不定时,使她患上了慢性十二指肠溃疡。1934年,汪培娲与我国脑神经外科的奠基人赵以成结为夫妻。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寇接管后,一些名医纷纷离院自谋出路。汪培娲和丈夫也离开医院,他们借钱在北平开了一家诊所。1943年来到天津,依然本着“救死济贫”的宗旨,克勤克俭生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对多数病人少收费或免收费,并做到病人有求必应,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救人第一,随叫随到。
甘任“三无”为夫业
1951年,赵以成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志愿军伤员。李克军将军因过度劳累晕倒造成重度脑外伤,生命垂危。周总理亲自点名赵以成为李救治,并说:“一切听赵大夫的”。赵以成亲自动手抢救,终得痊愈。自此以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赵以成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及英模治病,赵以成为人正直、爱国、医术高超、严谨。
自新中国成立后,汪培娲和赵以成的爱国热情和学识得以发挥。为了在中国开展脑系外科,1952年赵以成率先放弃私人行医参加公职,全身心地投入脑科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先后在天津总医院和北京宣武医院建立了脑神经外科研究所,并开办进修班,至“文革”前,为全国培养了神经外科专业人才近200人,赵以成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
赵以成为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多方奔波,自1955年起便在京津两地兼职,繁忙不得休息,患了多种疾病,1962年,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就指示汪培娲放下妇产科工作,做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汪培娲虽然舍不得丢下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答应下来,由台前转入幕后,由红花变为绿叶,并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好这项工作。从此她干起了这无职、无钱、无权的“三无”工作。赵以成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无论北上哈尔滨去会诊,还是南下广州为战斗英雄麦贤德治疗脚外伤,她寸步不离。旅费食宿费全部自理,不花国家一分钱。平时除需用公笺外,一切笔墨纸张、邮票等花销均由她自付。汪培娲除在生活和医护方面对赵以成无微不至地关怀外,还负责抄写和整理中外文稿、信件,经常是赵以成上半夜工作,汪培娲下半夜抄写。为了医学事业,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既劳累又高兴。
养生有道享天年
汪培娲是一个多病之人。她从1928年始患十二指肠溃疡,以后相继患有心脏病、溃疡大出血、脑血管痉挛,“文革”期间又得了气管炎,再后来摔坏腰椎行动不便。面对疾病,她一向持乐观的态度。尤其步入晚年,欣逢盛世,更坚定了她康复身体、益寿延年的信心。她的养生经验是,一年四季室内通风换气,适当晒太阳,多喝白开水,夏天水中加点盐,烟、酒、牌不沾,不迷信西药,相信科学。每天喝豆浆,坚持体育锻炼。此外,她还常弹钢琴、六弦五琴,吹笛箫。她从小喜书画,到了晚年,便潜心于此。她说,这些活动于身心大有裨益,也许这就是长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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