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全急求！坐等……如何理解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

Posted 2022-05-06 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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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路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路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巨集伟钜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9]
编辑本段纪念建筑
现在，司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陕西韩城芝川镇南塬头上有司马迁祠和墓。芝川镇西塬上徐村有司马迁故里、祖墓碑。据载韩城“城内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有孝廉徐氏携香火入试燕京，号称‘助文’。”至今韩城人仍有每逢节日就祭拜司马迁的习俗，传说可以保佑远行之人，尤其是远行的士人举子得到平安与功名。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词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一1795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柏五棵，蟠若蛟龙。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10]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急求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 关于司马迁的评价250字

西汉的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了宫刑。当时他所受的挫折，所承受的痛苦之巨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当时他也曾想到了死。生死的抉择，他毅然选择了生，从此他提起笔树立了忠臣义士的形象，造出了魑魅魍魉的原形……终于一部3000年的通史《史记》得以著成。
当时的司马迁被屈辱困扰著，使他“居然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但他并没有放大自己的痛苦，而是直面人生道路的崎岖，并且尽量缩小痛苦，把它当作是上天为自己编写的人生中的一部分，最终完成了历史的一座丰碑。
司马迁为封建社会的文人，遭不白之冤，司马迁懂得了去直面挫折，去缩小痛苦。
司马迁让我们懂得在逆境中生活，应学会去缩小已有的痛苦，不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把它想象得十分可怕，只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悲观厌世，甚至盲目轻生……诚然，个人得不幸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你本身不抗争，不缩小痛苦，就永远改变不了被动的局面。

班固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的？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前汉书》）

司马迁，班固，刘勰，王逸对楚辞的评价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祕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着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仇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 “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对司马迁本人的评价，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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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是司马迁的评论,司马迁又是如何评价荆轲的?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太史公说：社会上谈论荆轲，当说到太子丹的命运时，说什么“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粮食来，马头长出角来！”这太过分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这都不是事实。当初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交游，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告诉我的就像我记载的。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他们的侠义之举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他们的志向意图都很清楚明朗，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名声流传到后代，这难道是虚妄的吗！

历史名人对司马迁的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巨集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2.你如何理解司马迁的“一家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希望能够穷尽天人之间的关系，贯通/通晓从古至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即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宗旨和目的。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安书》
类似的话语：
“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
——杜佑《通典》卷一二“议曰”

求世人对司马迁的评介？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评价，也是对司马迁的肯定。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并不是很高，见<前汉书>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但毕竟承认其书“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史通》里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如《左传》和《汉书》．
唐代以前的学者基本都是“尊班（班固的《汉书》）抑马（司马迁的《史记》）”。宋朝开始，史学界的“会通”思想逐渐盛行，很多史学家试着写通史，学者又开始“尊马抑班”。
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司马迁都是我国历史最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蹟，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蹟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蹟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蹟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干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巨集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著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型别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钜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蹟，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巨集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知识大全 急求！坐等……如何理解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