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生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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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生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
中医临床一般均以证因法治为序。先列症状，包括舌苔、脉象，然后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最后组方遣药，有的还附上医嘱。要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势必要涉及到邪正虚实、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有关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组方遣药。所以，整个过程就体现了理法方药的思维过程。
历代著名医家，尽管他们研究范围各有侧重，但无一不是贯穿着理法方药思维的整体性，尤其是有创见发明、贡献较大的医家，大都是理论上有所突破，随之深化和扩大了某些治疗法则的应用，或创制了一些新的治则，并根据临床各种表现，研制和阐述体现自己学术思想的方剂和药物，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刘河间在《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之说，改变了当时喜用温燥药的习惯，根据祛风泻火、清热燥湿等治则，创用天水散、凉膈散等以寒凉为主的方剂，形成寒凉学派。
张从正根据“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提出“汗、吐、下”祛邪三法，开拓了临床思路，丰富了有关方药的临床应用。
李东垣以升降为枢纽，进一步发展了脾胃学说，并研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与其理论相一体的方剂，丰富了黄芪、升麻、柴胡、葛根等药物的临床应用。
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以滋阴降火为原则，加深了后世对黄柏、知母、山栀、黄芩、黄连等药的认识，被称为“滋阴派”。
上述四位医家从各个不同方面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术思想以及方剂药物的应用，就以药物研究为主的李时珍来说，《本草纲目》中也收集了大量方剂，并有许多组方用药的法则和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越是高明的医家，其理法方药的整体思维就越强，其临床疗效也就越显著。
相关参考
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理、法、方、药4个方面有机组合而成。理是基本理论；法是治疗法则；方是方剂组成；药是药物应用。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理中有法，法中有理，理
附子是名中药之一，中医临床应用已有几千年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淮南子》上就已有“天雄、乌喙、药之大毒也，良医以活人”的记述。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加深了对其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扩大了应用的范围。本文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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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的组合配伍，其作用绝不等于单味作用的相加。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陈老遣方用药不泥古，不媚俗，尚实效。他穷研古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根据中医药基
“方药的组合配伍，其作用绝不等于单味作用的相加。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陈老遣方用药不泥古，不媚俗，尚实效。他穷研古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根据中医药基
治郁须首重治气，治气在此实质上是指调气(巳如上所述)。然而治郁之调气究竟当从何着手呢?先生认为，虽然郁有因病致郁(五气之郁)和因郁致病(情志之郁)之不同，亦即无论其为因为果，最终必然落实到具体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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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积60余年之临床经验，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药对及药组，加减损益皆有法度。柴胡、牡蛎两药为先生临床极为赏用之药，故其药对及在柴牡药对基础上组成的药组，另成一节所述如前。本节兹就除柴牡以外之先生常用的
先生积60余年之临床经验，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药对及药组，加减损益皆有法度。柴胡、牡蛎两药为先生临床极为赏用之药，故其药对及在柴牡药对基础上组成的药组，另成一节所述如前。本节兹就除柴牡以外之先生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