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百科 方证是打开经方宝库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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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百科 方证是打开经方宝库金钥匙
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经方安全可靠、简便廉验，比如桂枝汤，据考证源于《汤液经法》，时至今日仍历久弥新。小柴胡汤不仅国内在用，国外也在用，疗效肯定。但由于当前很多中医师不会用经方，大方、杂方盛行，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躺着睡大觉，实在可惜。那么，如何让经方走向临床，造福百姓呢？关键是重视和掌握好方证，这是打开和挖掘经方宝库的「金钥匙」。
方证成熟完善
方证相应，源于仲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保存了汉代以前大量的医方和用药经验，这些宝贵的用药经验就是方证。它经过了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是可靠的临床用药证据，反映了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有极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中极具魅力的东西。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众方之祖」。
《伤寒论》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提法凡11处，是为「方证」一词之起源。今所存大论397法，皆病下系证，或证中含因、因中示机，或证因并列、因机互陈；其证下列方，方随证出，药随方列者，凡261条。论中第317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之语，可谓「方证相应」之肇源。
它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证作为用药的指征、依据，它既非来自理论的推理，也非来自实验室的数据，更不是源于动物实验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尝试中药后，从自己身上直接获得的用药经验。
方证是必效证
方证相应是临床取效的前提和关键，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且方证是必效证，即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按照方证用药，必定有效，服药后必定能解除痛苦。
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徐灵胎《金匮要略心典·序》中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
把辨方证称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可以这么说，用中医治病，若不明仲景方证，无疑是掩目而捕燕雀，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方证简便实用规范
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识别方证的方法却比较客观。因为尽管中医理论的哲学成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如同清代医家徐灵胎《慎疾刍言》中批评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
方证不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说的阴阳五行、元气命门、三焦宗气、脾肾阳虚、心肝火旺等抽像的名词术语和病机解释，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张仲景对用药指征的描述是具体和形象的。如桂枝甘草汤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白虎加人参汤治「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栀子厚朴汤治「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等，对每一首方剂的运用指征和每一味药的加减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确。
病人的高矮胖瘦，肌肤的细腻粗糙，肌肉的坚紧松软，腹满痛与否，渴与不渴，脉搏的浮沉迟数，大小便的利与否，汗出与否，但欲寐与不得卧，恶寒与发热等等，都是张仲景诊治疾病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构成药证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客观、具体、形象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为了临床简便快捷，故舍去了脏腑经络辨证的过程，使后人用不着再去冥思苦想了。
故后人根据张仲景所描述某方主治的特征性症候，相符者便可信手拈来，舍去了辨证的过程，贴近临床实际，很简单实用，也很规范。
方证稳定可重复
方证是稳定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中，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但现在人体在疾病中的病理反应几乎是不变的。
方证是「人」的整体病理反应状态，而不是研究致「病」的病原体。方证既包括了现代中医界通行的「证」，也包括西医所认识的「病」，还包括症状、体质等概念在内。举例来说，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
此外，还有体质疗法，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方证就是方证，不可能用以上任何一种概念来替代。所以，方证几千年来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无论在什么时代，是什么疾病，只要出现了柴胡证、桂枝证，就可以用柴胡、用桂枝。
方与证犹如箭与靶，方是箭，证就是靶，目标瞄准了，就能做到百发百中，只要遵循这种方证相应的原则，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疗效就能经得起重复。张仲景时代是这样，进入21世纪仍然是这样。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中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就是这个道理。
方证以人为本
方证针对的是「病的人」的反应，不是针对脏腑器质病变和理化指标来说的，顺应了当前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一体转变的趋势。张仲景的论述中有「湿家」、「酒客」、「失精家」、「衄家」、「尊荣人」、「疮家」、「淋家」、「羸人」、「强人」等提法。麻黄汤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黄连阿胶汤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猪苓汤治「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都是从病人的状态来描述的，勾画出了不同人的形体特征，以及使用方药形象化、个体化的指征。
方证的着眼点是整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有不同的精神状态，就有不同的方证。如同样是感冒，有的要用柴胡类方，有的要用桂枝类方，还有的要用麻黄类方。方证、药证理论的倡导人黄煌教授常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却是治病的「人」。
方证易学易用
掌握方证并不难。清代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
清末名医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清代陆九芝曾指出：「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方证相应，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日本「小柴胡汤事件」。
相关参考
方证的科学内涵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理论是否能正确指导临床，是否疗效确切，而经方、《伤寒》的科学性为世界共认，应当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证是决定疗效的关键。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经方的方证不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法则和经方，因其法度谨严、方药精当、疗效肯定而被历代医家公认为中医学的精华和典范。辨方证就是辨六经之证，从而准确选用某方的指征和证据。活用经方的首要条件就是会辨方证，临床疗效的关键
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只有形式逻辑加实验才能是科学，爱因斯坦却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形式逻辑加实验的道路却形成了众多古代成就？中国的圣贤没有走上形式逻辑加实验的这两条路那是不用惊奇的，惊奇的是为什么取得许
●经方辨证论治起源于神农时代的用药、方证经验总结，基础理论是八纲，经历代用药、方证经验的积累，大约在汉代，认识到病位不但有表证和里证的不同，还有半表半里的不同，因而由八纲发展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经方
「方证对应」是胡希恕先生伤寒学术之要点，被其誉为「辨证的尖端」。此辨证者，先辨六经，再辨方证，要求对应点较多。为探究经方功效的多维性和对应证机的多向性，拓展经方适应范围，灵活机动运用经方，发挥经方最大
既然经方辨证体系引入「方证对应」来阐述经方的辨证施治实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厘清「证」与「方」在《伤寒论》中的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明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证对应」。「证」
近年来，冯世纶先生侍诊抄方，获益匪浅。冯先生常跟学生们强调，经方起源于神农时期，从单方方证到复方方证逐渐发展而来，与《黄帝内经》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要读懂《伤寒论》，首先要明了六经实质。《伤寒论
——冯世纶临证实录笔者临证喜用经方，但总感不悟经方真谛。因拜入当代经方大家冯世纶门下，日日侍诊于侧。老师先辨六经，继辨方证，诊治处方，井然有序。近治一4岁男孩，反复高烧4年，使用经方4剂而愈，经方的魅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其成书标志著经方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书确立的六经方证辨证体系，一直沿用至今。但因时代久远，其剂量折算问题一直未有明确结论。近来随着扶阳派重用温药扶阳理论的兴盛，同时以李可中医为
秦氏一生十分重视研究《内经》，仅从这方面即撰写专着五种，他曾反复强调“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学，不如此，便象失去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秦氏研究《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