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百科 论方证对应中证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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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百科 论方证对应中证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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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辨病机、识证候、立治法、处方药,理法方药一体,以理统法,以法统方,以方统药的辨证论治过程是中医学的传统思维模式,这也代表当前主流中医学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定性特征和中心地位的确立只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事,意即中医学并非辨证论治一脉传承至今,可能还存在其他的思维模式。
「方证学」是仲景学说的核心
对《伤寒杂病论》这部经典著作的认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历代研究、注解《伤寒论》的著作极为丰富,但都或多或少受伤寒学派代表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的影响,其著作《注解伤寒论》开创了以医经解经方,以《内经》注《伤寒》的先河,对后世研究《伤寒论》的影响极大,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因此,目前认为,「六经辨证论伤寒,脏腑辨证论杂病」,这是业内对《伤寒杂病论》这部经典所形成的专家共识,且认为该书分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病理分析认定为某种证,最后根据证提出治法与处方用药,《伤寒论》以外感病为主,《金匮要略》以内伤杂病为主,两者共同为中医辨证论治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历代医家辨证论治的楷模。即认为辨证论治是其核心所在,且由其构建的辨证体系有六经辨证体系、八纲辨证体系、脏腑辨证体系和经络辨证体系,由其确立的治则有既病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气血、调理脏腑和三因制宜等,具体治法则有表里同病先表后里或表里双解或表病急则急当救表,里病急则急当救里,少阳证禁汗禁吐禁下而只宜和解,顾阳气,护津液等。
但是历史上也有学者对上述研习思路持有不同的观点。清代柯琴、徐灵胎等医家不落窠臼,独辟蹊径,力倡方证对应,主张《伤寒论》的类方研究,一改以往以经解经、随文敷衍之风,别开生面,医学风气为之一振。柯琴从《伤寒论》原文中发现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词,所以采用篇以证名,证因类聚,方随附之体例重新编排,「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俾仲景之精微奥妙,跃然心目之间」,并认为「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徐灵胎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在《伤寒论类方》中将《伤寒论》重新编排并分为桂枝汤类、麻黄汤类等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旨,无不吻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业内学者逐渐认识到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的区别与联系,经方研究重新受到关注,以叶橘泉、江尔逊、胡希恕、黄煌、朱邦贤等为代表的中医学者致力于经方研究,临证时大力弘扬方证对应,认为「方证学」是仲景学说的核心,是中医学的主要特色,「方剂辨证」是执简驭繁的方法。我们通过重新温习经典,发现其实在《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古籍中还蕴藏着另外一种辨证体系,即方证对应的方证体系。方证对应是指方剂与其用方指征或者适应症的契合对应。这与辨证论治的思维过程有联系而不雷同。
当前存在一种认识倾向,即认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本质相同,即辨证论治所辨别的是证候,是病机,而方证对应是方剂与证候的对应,也是辨别证候,两者临床思维过程一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方证对应中「证」字的内涵的认识不同,一字之误,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鉴于此,笔者试将方证对应中「证」字的内涵略述如下。
方证之「证」以证据为内涵
证,原为「证」、「証」字,在《说文解字》中前者训为「告也」,后者训为「谏也」,「今俗以[FS:PAGE]証为证验字」,有证据、证明、验证义。《伤寒论》中有「辨××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中也有「××病脉证」,其中的证就是诊治疾病的证据指征(即客观的征象表现,而非抽像的概念)。证据即为方证对应中「证」的原始内涵,证据包括症状体征、疾病和体质三方面内容,其中疾病和体质是对症状体征的进一步延伸。
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并没有从微观角度探讨其病理机制,而是以一种司外揣内、以象测脏的宏观视角来分析,即根据疾病外在表现来推测脏腑的虚实寒热;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同样没有着眼于微观作用靶点,而是从疾病外在表现的改善与否入手。正如冯世伦教授撰文所说「症状反应是经方辨证的主要依据」(《中国中医药报》2010年11月24日4版)。
方证对应思想认为,方药的使用均要有很严格的证据作支持,有是证则用是方,无是证则去是药。「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若兼见「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则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若兼见「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支微急,难以屈伸」,则又变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若「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则又变成了桂枝去芍药汤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使用桂枝汤的证据,在此基础上,多一症状则加一味药,少一症状则减一味药,方药与症状体征之间严格契合对应。方药治病犹如矢之中的,如果说方药是箭矢的话,那么疾病的症状体征就是应矢之的,正如徐灵胎所言「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金匮要略心典·序》)。因此,宏观可见的症状体征是中医学方证对应的治疗用药靶向,也是其治病依据所在。
在某些疾病中,一些症状体征是确诊某疾病的特征症和必见症,临证时可以直接抓住该特征症而针对疾病用方,这可能就是专病专方专药的由来。以黄疸证治为例,不论其为阴黄阳黄,热重于湿或湿重于热,其所治方药大多不离茵陈,如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茵陈四逆汤、栀子柏皮汤加茵陈,由此可见茵陈为退黄要药,黄疸这一疾病即为茵陈的主治依据。再如白头翁为治疗「热利下重」专药,金钱草为治疗淋证专药等。
另外,固定的症状体征也常规律性地出现于某种体质类型中,临证时可以直接针对体质用方。如日本汉医森道伯先生《汉方一贯堂医学》根据患者不同临床表现,将人的体质分为瘀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和解毒证体质,并分别以通导散、防风通圣散、柴胡清肝散、荆芥连翘汤、龙胆泻肝汤进行施治,以达到改善体质、治疗疾病目的。如瘀血证体质常见于妇女,其特征有形体肥胖,颜面发红,指甲多呈红色或暗红色,脉象多细而实;腹诊多可触及到两侧腹直肌强烈拘挛,且以右侧及上腹部明显,亦有仅见腹部膨满者;容易出现头痛、头重、眩晕、上逆、耳鸣、肩凝、动悸、便秘等。这种体质的人易患脑溢血、半身不遂、动脉硬化、肝病、痔疾、神经性疾患、泌尿生殖器疾患、阑尾炎、心脏病等。临证以通导散方(《万病回春》通导散加枳实)作为调治该体质主方。如果将症状体征的作用靶向作进一步延伸,则可以认为疾病和体质也是方证对应的证据内涵所在。因此,方证对应的临床论治也就有对症状体征用药、对疾病用药和对体质用药三个层次。
以方药使用的客观证据作为方证对应中「证」的原始科学内涵,这与将「证」定义为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并把病机意义上的「证」(如脾虚证、肾虚证)作为用药的依据凭证有所不同。前者可以摆脱是一方对应一证,一方对应多证还是一证对应多方的争论,更切用于临床实际需要。以吴茱萸汤证为例,本方原文主治「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干呕,吐涎沫,头痛」,如果从证据角度来看则一目了然,[FS:PAGE]不论病在何经,吐、利、手足厥冷、烦躁、头痛均是使用吴茱萸汤的重要指征。
方证具有诊断治疗的统一性
认识疾病在于辨证,而治疗疾病则在于用方。临证时寻找方药与证之间的特殊对应关系,即方证和药证,是取效关键。
方证,即是运用方剂的依据凭证,如桂枝汤方证、小青龙汤方证等。中医学的严谨、科学、规范与可重复即体现为其方药的使用证据是极其客观明确而具体的,面对同一个病人,排除医生的主观因素(如查体仔细程度)外,一般都能得出同一个方证结论,这说明「方证」相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能够较为准确地反应疾病的本质属性。方证既是一个诊断学概念,又是一个治疗学概念,具有诊断治疗统一性。临证只要见到「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的麻黄汤证,即可投麻黄汤进行治疗,因此,只要诊断为某方证,就一定有相应的方。而证是辨证论治思维的基本诊断单元,只是一个诊断学概念,临证见到气短乏力、纳少便溏等症状,虽然可诊断为脾气虚证,但是治疗脾气虚时,还需另行选择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方药。
药证,即是运用药物的依据凭证,源于《伤寒论》中「柴胡证」、「桂枝证」等词。如项背强几几而兼有大便偏稀是葛根证;心下悸、头晕是茯苓证;吐下之后,内伤脾胃,气液不足的心下痞、心下支结、恶心呕吐、噫气、下利是人参生姜大枣证等。由于方剂是由每一味药物组成,因此药证又是构成方证的基础,在辨方证的同时还要辨别具体药证以期药证相符。以半夏泻心汤为例,原文主治「伤寒五六日……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其中「心下痞」、「但满而不痛」、「呕」、「肠鸣」是其辨证要点。若从药证分析,按照《伤寒论》用药习惯,刷牙呕心,或呕心呃逆(即「呕」),舌苔腻是半夏证;不能饮冷,食后或呕吐,或胃中胀满,大便偏稀属寒者(即「肠鸣」)是干姜证;「心下痞」,舌质红是黄连证;心下痞、口苦是黄芩证;吐泻后的体液丢失是人参证;挛急疼痛是大枣证;胃中不适导致的烦躁急迫症是甘草证。若主诉心下痞而兼见平素大便干结,则患者很有可能就不是半夏泻心汤证,因为方中干姜、黄连有导致大便变干的功效。
以方证、药证为诊断形式、诊断最小单元的诊治思路,与辨证论治所强调的证候诊断过程尚有区别,至于具体方证对应诊疗思维的具体过[FS:CONTENT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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