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鲟灭绝背后：他追鲟30年，为救鱼和领导搞关系，称白鲟曾被放弃

Posted 20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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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鲟灭绝背后：他追鲟30年，为救鱼和领导搞关系，称白鲟曾被放弃

危起伟一直在追着鲟鱼跑。

从他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水产研究所之后，这场和时间的赛跑就开始了。他尝试人工繁育，四处筹措经费，说服领导接受他的保护计划，但似乎总慢了一步。

他几次顺江而下，寻找久未出现的白鲟，最后在临近退休时得出结论，白鲟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灭绝了。这意味着，他最后十几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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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追赶时间，鱼类学家们的工作不可避免与社会的发展交汇。当自然保护区遇上水电站，当养殖基地被纳入开发区，当保护计划因为缺少经费不能落地，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水生生物保护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

如今听到白鲟灭绝的消息，人们自然地感到惋惜。然而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那些珍稀水生生物并不总是理所当然的被保护对象，和它们打交道的研究者和管理者们，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保护。

人的认知和时代背景交融在一起，在那个物资匮乏、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只谈保护不谈利用，是件“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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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起伟团队收集的白鲟骨骸

2003年宜昌江边的一个晚上，渔民和渔政站站长守着一条3米长的白鲟聊天。

“你说这条鱼要吃的话，哪里最好？”

“我要吃那个鼻子，肯定特别软，那是脆骨。”

中央电视台记者钟倩正给这条大鱼拍纪录片。有着一亿五千万年历史的濒危物种时隔多年再次出现，领导派给她这个大任务，“肯定能拿奖”。

拍摄对象还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他的团队成功救治了这条白鲟，打算放流江中，追踪至产卵场，尝试人工繁殖，挽救白鲟濒危的命运。时值春节，镜头里洋溢着人们的笑容和对白鲟的乐观期待。危起伟在餐桌上开玩笑：“三年之后涮白鲟火锅”。

但追踪白鲟的信号意外中断了。临走，钟倩和危起伟说，“你们先找，等找到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回来把那集拍完。”她没有等到那通电话，近二十年后，传来了白鲟灭绝的消息。

人们本能地回想最后一只白鲟出现的场景，聚光灯再次对准了危起伟。他几乎接受了所有媒体的约访，一遍遍回答着“白鲟为什么会灭绝”这个问题。他想抓住每一次科普的机会，即便不喜欢一些媒体“急功近利的搞法”，写一些“短平快的、比较肤浅”的东西。

只有一次除外。当他介绍修建葛洲坝对鱼类的影响时，或许是觉得话题敏感，记者说“要不别说这个了。”危起伟生气地打断：“我说了，你写不写我管不了，我不说那是不行的。”

在大多数采访中，危起伟都会主动提起这段历史。在他看来，葛洲坝截流是许多鱼类命运的拐点，也是自己工作的起点，许多问题必须回到那个时空解答。

1970年代，葛洲坝工程建设开始。一旦大坝截流，洄游性鱼类去往上游产卵的通路被中断，繁殖将受到重大影响。秉承着“兴修水利要三救：救鱼、救船、救木”的指示，1972年农林部下达了“长江鲟鱼类专题调查”任务，长江水产研究所负责主持联系工作，多家单位针对洄游性鱼类展开调查。

水利专家黄真理、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等人在《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的争论及启示》中对救鱼的论证过程进行了总结，“1981年2月，国家农委召开第一次论证会，除了‘要救鱼’达成一致外，救鱼对象和救鱼措施等存在严重分歧。1982年2月，召开第二次论证会，一致的意见是：只救中华鲟，救护方法包括人工繁殖放流、网捕过坝和禁捕。”而同样作为从白垩纪幸存下来的古老鱼类，白鲟没有被列入救鱼对象。

彼时的危起伟还在原江西大学读生物系。1984年他被分配到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时，对中华鲟的“救鱼”行动已经全面铺开。他负责中华鲟的野外监测，发现所里把近四分之一的力量都投入了相关课题，水利部还批准在宜昌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

为什么只救中华鲟？危起伟推测，当时或许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做出这种选择。中华鲟是经济鱼类，肉质好，鱼子酱多，数量比白鲟和长江鲟更多，保护起来更有操作性。尽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肯定是应该哪种鱼少先救哪个”。

黄真理认为这样的推测并不准确。他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司长，他根据葛洲坝工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一些专家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就推测白鲟可以在葛洲坝下产卵。这种错误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救鱼的政策。

无论决策的过程如何，对鱼类重要性的排序延续到了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中。鲟鱼组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华鲟、白鲟和长江鲟，但课题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华鲟，每年所里会捕捞上百条中华鲟进行人工繁育。

对白鲟等其他珍稀鱼类的研究保护则是“被动”的。国家任务以课题的形式下达，没有课题意味着缺少经费，投入多少取决于个人。误捕白鲟的电话打来，“不去也没事”。那时所里只有一台电话，渔民的消息辗转几次，等危起伟搭乘大巴车赶到江边已经过了两三天，只剩下尸体。

掩埋尸体前，危起伟会取下白鲟鳃盖后汤匙形状的骨头。带回的骨片用来鉴定年龄，用水煮后会显出扇形的年轮，一轮就是一岁。这些白鲟都是十几岁的成鱼，幼鱼已经很少见到。

根据危起伟课题组的数据，1975年以前，长江全江段白鲟年捕捞量估计为25 吨。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坝下江段白鲟数量急剧下降。从1981年到1987年，每年只能发现10到32尾成体。

多年之后，当长江水产研究所从荆州迁到武汉时，危起伟带不走一手创立的中华鲟养殖基地，但带上和白鲟有关的一切不需要多少力气——一具标本，几册资料，和十几块白鲟的骨头。

国内对白鲟的研究止步于初级，相关的学术论文仅有几十篇。在1988年出版的《长江鲟鱼类生物学及人工繁殖研究》中，关于白鲟的信息只有17页，简单概括了构造和生态习性。介绍白鲟时，学者们有时会带上“可能”和“估计”这样推测性的词语。

回看白鲟的命运，危起伟认为，如果当时的“救鱼”对象包括白鲟，主动组织捕捞，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仿照“救”中华鲟的方法，在江边拴养、修大池子，或在水库放养，是有可能成功的，“条件都是人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