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敦煌、武威汉简及武威汉墓

Posted 2022-11-05 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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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敦煌、武威汉简及武威汉墓

居延、敦煌、武威汉简及武威汉墓。我国西北地区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都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居延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治所地，在今内蒙古嘎顺湖(居延海)、额济纳河流域一带。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站。武威，即汉代姑臧县故地，为中原与西域之通道。这些地区以出土汉简以及武威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等珍品而著称于世。

居延汉简，是在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和采集的简牍〔dú读〕。这些简牍，是我国汉代张掖郡居延和肩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资料。

早在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首次发现10000余枚简牍，称之为“居延汉简”。

时隔40年之后，至1972年，甘肃考古队沿着额济纳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简牍和各种遗物达800余枚(件)。1973—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等处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新出简牍1.9万余枚，实物2300余件。1976年采集木简173枚，1982年又采集木简20枚，统称之为“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24公里，纳林河之间的戈壁滩上，是汉代居延都尉西部甲渠候官的治所。

新出土的简牍，绝大多数为木质，极少为竹简。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合汉尺一尺)，最长者达88.2厘米。其中，纪年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昭帝始元一至六年(公元前86—前81年)，下限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

简册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簿籍。还有《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和《苍颉篇》、《急就篇》等残简。特别是发现长安至河西的20个驿置里程简。从京兆长安途经右扶风、北地、定安、武威、张掖等郡。这对确定西汉长安至敦煌的交通路线，提供了新论据。

新旧居延汉简，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情况及其兴衰的历史，也再现了汉代西北边塞屯戍风貌和生活情景。它和敦煌汉简一样，同是研究汉代政治、军事、法律、西北屯戍、中西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1907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1913年至1981年，先后六次，在敦煌、酒泉之间总计发现汉简2190枚，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至东汉桓帝时期。统称之为“敦煌汉简”。

1990—1991年，敦煌悬泉置遗址(敦煌至安西之间)，发掘出土汉代简牍1500余枚，纸、木等文物2650余件。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公元前73—前33年)的麻纤维纸。其中，有墨书文字的纸四件，证明早在西汉时期，纸已成为书写材料，并在西北边郡广泛使用。出土文书有诏书、律令等多种，尤其是大量邮驿文书、簿籍简牍，为研究西汉西北地区邮驿制度、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遗址大体可分五期：一期为西汉武帝至宣帝中期，建有坞、仓、厩。坞呈正方形，面积约2300平方米，土坯砌筑。坞内有西、北两组房址。二期西汉宣帝中期至哀帝时期，新建马厩。三期西汉平帝至王莽末年，修筑小马厩。四期东汉光武至和帝时期，出土纪年简。五期魏晋时期，留有烽燧遗址。

简牍大多出于坞东侧早期仓址上的废弃物堆积中。经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

在各种簿籍上，记录了接待官员、使者往来的过程，支付食品、粮食、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以及刑徒和官奴婢名籍。

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酒泉至敦煌的路线、驿置里程。悬泉置附近的亭置名称等。

除简牍外，还有铜、漆、木、石、陶、骨、丝、纸、毛、皮、粮食等类。大量的大麦、小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蓿、大蒜、杏、桃核等。

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文物，为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制、中外交流、邮驿制度、屯戍情况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武威汉简，磨嘴子六号墓的年代较早，属西汉晚期，所出469支《仪礼》木简，共计27298字。是迄今所出汉简中保存最好的一批，对汉代经学与《仪礼》版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旱滩坡东汉初期一座墓中，出土医药简牍。现存木简78枚，木牍14枚。每一条目，列方名、病名、药物名、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针灸穴位、禁忌等。体例多是一病一方。保存药方30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所列药物100多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的69种，见于《名医别录》的11种。为研究汉代医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雷台东汉墓，1969年发掘，是一座多室砖墓。夯筑封土，残高六米。墓道斜坡式，长20多米。在墓道壁面上涂硃红彩带。墓门门券上砌出照壁，照壁中部绘出门、柱、梁、枋和斗栱。

墓室长19米，宽10米，高4.5米。包括甬道、前室附左右斗室、中室附右斗室、后室。前室、中室、后室，皆作盠〔lí黎〕顶，顶心正中方砖上彩绘莲花藻井。

出土物：铜器171件、金器、漆器、陶器、铜印，共230多件，其中不少艺术珍品。

铜奔马一件，俗称“马踏飞鸟”。长45厘米，

通高34. 5厘米。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状，三足腾空，右后蹄踏在飞鸟(这种鸟，经专家鉴定，认为是关陇地带的一种小形猛禽一隼〔sǔn笋〕，飞速每小时达200多公里)背上。示意马的行速超掠飞隼。以河西走马的“对侧步”奔行于天空中的姿态，实寓“天马行空”之意。本应名“铜天马”。它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已被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铜车马仪仗队，由铜马38匹、铜牛一头、铜车14辆(马车13辆、牛车一辆)、手持矛、戟〔jǐ几〕武士俑17件、奴婢俑28件组成。这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

铜轺〔yáo摇〕车一辆，长40.7厘米，作为铜车马仪仗队中的前导车。车舆方形，车上伞盖作圆形，车舆两侧的轓〔fān翻〕涂朱红色。据《后汉书·舆服志》：“车朱两轓”，为二千石官吏的乘舆。

在一些奴俑背后和铜马胸前，铸刻铭文。奴俑中铸“张氏奴”的八件，铸“张氏婢”的四件。马胸前有铸“守张掖长张君”、“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字样铭文。据此，推定墓主应为张掖长张君之墓。